作者：张庆熊
在中国哲学中，“良知”的概念来自孟子：“人之所生而知之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世界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还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怜悯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怙恃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同伙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怜悯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怜悯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的“良能良知”常被懂得为一种与生俱来、先天所赋的能力与常识。这或者与孟子的一个比方有关：“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但从孟子的论证看，孟子所说的“生而知之”和“不虑而知”指一种内生的、自发的道德意识。它不是出于友谊和声誉等名利关系考虑而发生的，而是发端于人在平时生活中天然而然就有的怜悯之心、是非之心。明确地把良知提高到心之体和世界本源的地位，照样后来的事情，只不外在孟子那边已经能够看到这种倾向。
孟子把“怜悯之心”、“羞恶之心”、“尊重之心”、“是非之心”视为人的善端，因而主张人的个性是善的。宋明以来的中国新儒家有把人的这种善的个性本体论化的倾向。人伦被视为来自天理，良知被视为与六合之心统一。为什么人人都有如许的善端呢？按照他们的注释，这是因为人心和六合之心是类似的，天道和人道的素质都是诚。因而不需外铄，只要反求诸己，就能够发现六合万物和人配合的素心，把本身的善的个性施展出来，率性尽心，人皆可为尧舜。
在宋明理学中，“良知”的观点与“天理”和“万物一体”的观点相关系。这一思惟是程颢在其有名短文《识仁》篇中引入的。他所使用的表达式是“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在此明确关联到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这里说的万物同体的“体”指的是天或天理。他明确指出“良能良知，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由此可见，在宋明理学中，良能良知不是指人的天然个性，而是归结为天或天理。
朱熹把孟子所说的“良心”解读为“本然之善心，即仁义之心也”。他也赞许程颢的“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主张，以及把良知归结为天理的概念。
但他强调，人心要由天理指导。他诠释《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思惟，认为“道心”是天理的施展，“人心”受物欲所累，主张人心要遵守道心，以天理指导人心，进一步施展程颢的“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
朱熹尽管赞许“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概念，但他指出这一说法不克扼杀事物之间的不同。他主张“理一分殊”，认为万物在“太极”或“一理”中既有统一性又各有分殊。若是过度强调一体性，会导致墨子“兼爱”那样的无不同的爱，以及道家或释教那样的把我与万物置于一致地位的观点。
朱熹在其整顿加注的《太极图说》中指出：“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浑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
在理学家那边，良知被归结为天理，而王阳明主张心是主宰，把天理归结为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答顾东桥书》)“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便是良知。知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传习录·答聂文蔚》)在《大学问》中王阳明主张：“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定数之性，吾心之本体，天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
朱熹
王阳明认为，人面临伦理定夺的处境老是具体和复杂的，有时没有先前的准则可参考，有时各类各样的理据交错在一路，似乎每层次据都能成立，但从它们引申出的结论又互相辩说，这时唯凭良知来定夺：“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礼貌标准之于方园长短也。节目时变之弗成预定，犹方圆长矩之弗成胜穷也。……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耶？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耶？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耶？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耶？”(《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的良知说强调了心的能动性，以良知素心统摄天理，以良知定夺措置权变。
中国近代大儒熊十利巴“良知”视为“素心”“本体”。“良知”与“六合之心”类似，经由本体的“大用风行”，把“仁”贯穿于六合万物和人类之中。“良知”不是“个人”之心，而是“大我”的素心。人经由良知体悟本体，但体悟本体后不克“隳废大用”，不克“废绝量智，抑或看轻量智，以格物致知之学为俗学”。良知要在道德伦理和社会实践中把本身向外推出来并实现本身，“良知”与“善行”是分不开的。自我教养和社会实践是良知开启本身和推广本身的必由之路。
中国哲学中的这一“良知”的概念，在塑造中华古代文明的特色中起要害感化，对于现代社会的道德意识的培养依然具有主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