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雱（1044年~1076年），字元泽，抚州临川县城盐埠岭（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道家学者，宰相王安石之子，与王安礼、王安国并称为“临川三王”。年少聪敏，擅长作书论事，著有《论语解》、《孟子注》、《新经尚书》、《新经诗义》、《王元泽尔雅》、《老子训传》、《南华真经新传》、《佛书义解》。神宗时，曾任太子中允、祟政殿说书，受诏撰写《诗义》、《书义》，擢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因病辞而不拜。熙宁九年，卒，时年三十三岁，特赠左谏议大夫。政和三年(1113年)，追封为临川伯。
据《宋史•王雱传》记载，他“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举治平进士，调旌德尉。神宗时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撰《诗义》《书义》，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后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官。他的著作多失传，仅《南华真经新传》传世。王雩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王安石变法时，他参与策划，在新法的制定及推行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王安石曾题诗曰：“斯文实有寄，天岂偶生才。”以此盛赞王雱的才华。
然而，与王雱同年举进士的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称：“王荆公之子雰，少得心疾。”与王安石同朝的孔平仲，在《孔氏谈苑》中也说王雱“不慧”，甚至说他虽娶妻，却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王安石怜惜无辜的媳妇，另择人嫁之，王雱也处之泰然，以至于京城有“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的流言。曾从王安石游又与王雱为友的魏泰，在《东轩笔录》中则曰：“王荆公之次子名雰，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雰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
又与其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这些记载虽与正史所记南辕北辙，可它们的作者都与王安石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其可信性似乎也不容置疑。这就给后人留下一个谜：如果王雩不慧，怎会有卓然自成一家的众多著述？怎会胜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龙图阁直学士等官职？怎会倡导新法，参与机谋？
近人余嘉锡博采群集，力解此谜。他从《续资治通鉴长编》获悉王雱“先病疡，后病疽，不治而死”的死因，从而证实王雱并非死于“心疾”。又在《宋会要》等史籍中找到王雾曾有一子一女，以及王雱的妻子在政和初（雰死后三十多年）卒于夫家的记载，从而证实王雱的家庭生活正常，不存在生前嫁妇的怪事。再从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得知，王安石有二子曰雱、旁。于是余嘉锡断言：王安石有二子，患心疾者为王旁。雩、旁二字形声相近，后人只知雩而不知旁，校书者、刻书者凡见“旁”者，即妄改为“雰”，以至于张冠李戴，使王雱枉担了近千年“不慧”的虚名。此说颇具说服力，如无更多的史料问世，他的推断似可作此谜唯一的确解了。
常言道“树大招风”。作为王安石的儿子，王雩所受的非议还不止于此。《邵氐闻见录》记载说：王雱心地险恶，凡是王安石所推行的不近人情的措施，都是王雱所教。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为变法的指导机构，任用太子中允程颢为僚属。一天盛暑，王安石正与程颢对坐议事，王雩披散着头发，赤着脚，手中把玩着妇人冠帽走出来，问道：“你们在谈什么？”
王安石回答：“因为新法数次受到阻挠，正在与程君商量。”王雱大大咧咧，“箕踞以坐”（一种轻慢的不恭敬的坐姿），说：“砍掉韩玲、富弼的头，新法就可得到实行了。”程颢正色道：“我正在与参知政事讨论国家大事，子弟不应干预。”王雱才怏怏不乐地退下。邵氏笔下的王雱，无疑是个狂妄自大、不知礼仪的公子哥儿，人们在厌恶他的同时，很自然地会对王安石的家教与王雱的为人产生怀疑。
对邵氏这段记录,梁启超认为是书中“最骇人听观者”。他在所著《王安石传》中指出，王雱精研经学，未及弱冠已著书立说，不会是如此痴妄丑恶、无知无识的人。他进一步考证说:王安石在熙宁二年二月为参知政事，四月始行新法，八月以程颢为条例司官，第二年五月程颢即因与王安石意见不合而转外任。
此时王雩正由进士授旌德尉，在江南为官，因此王安石与程颢议政时，王雱并不在京。直到熙宁四年王雱才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然后入京，此时程颢已放外任逾年了。且程颢自熙宁二年八月任京官，次年五月就转外任，其间并无“盛暑”。再则，王雱敢于对年资高于其父的韩琦、富弼大言“斩”，却对仅长于己九岁，又为其父属官的程颢一斥而即去，这于情理也不通。
基于上述理由，梁启超认为，《邵氏闻见录》所载王雱逸事是邵氏的伪作，因见反对王安石的人渐占上风，而造此谣言哗众取宠。清代蔡上翔、李绂也都有考证，议邵氐此言之妄。王雩的为人与品行究竟如何，还得拨开北宋的政治迷雾方能看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