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名：《宋辽金元史》
作者名：王桐龄
这是一本由文言文写成的历史书。虽说是文言文，但不是像《论语》之乎者也那样的文言，而是类似《三国演义》的白话文言。因此，虽然有些语句难解其意，但也不是艰涩难懂。
本书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王桐龄。王老先生耗时十二年写成的《中国史》，被梁启超称为“成一家之言”，可见评价之高。
本书《宋辽金元史》便是选自王桐龄的《中国史》。它从唐末五代开始，不仅讲述了两宋、西夏、辽、金、蒙古帝国的兴衰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还进一步分析了各个朝代衰亡的原因，这点实在是难能可贵。
现在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这段历史。
从907年唐朝灭亡，到960年北宋建国的半个多世纪，历史上称作五代十国。这是一个乱象横生的时代。
唐朝灭亡后，在中原称帝的国家，共有五个。分别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便是五代。五代国家的君主，都是从藩镇藩帅演变而来。
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安禄山和史思明的降兵被原地安置，遂雄踞河朔三镇，名义上服从朝廷管理，实际上并不执行中央的命令，实行藩镇自治。在唐代时，藩镇藩帅父子相传，虽不接受朝廷管理，但也能有序管理。
到了后来，随着藩镇兵的世代传承，藩帅渐渐失去了对藩镇的控制权。这是怎么回事呢？
藩镇的主要军事力量来自于藩镇兵（牙兵），藩镇兵中有父子关系的，有亲戚关系的，时间长了，就形成了家族式的利益共同体，开始变得骄横起来。只要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动不动就要杀掉藩帅，更换新帅。
唐僖宗文德元年（公元888年），牙兵因不满藩帅，囚禁了藩帅乐彦祯，驱逐他的儿子乐从训，要重新选节度使。唐庄宗同光四年（公元926年），军士皇甫晖（huī）劫持指挥使杨仁晸（zhěng），逼迫他当藩帅，杨仁晸不从，遂被杀掉。又推选一个小校为藩帅，小校也不从，也被杀掉。直到孝节指挥使赵在礼屈从才罢休。
这种风气随即在其他藩镇中蔓延开，自此，藩帅不再由老藩帅指定，也不由朝廷委任，而是由军士决定。被军士拥立的藩帅忌惮于军士的势力，管不了，也不敢管军士，只能以封赏讨好军士，甚至连军士犯法也不敢管。
这样发展下去，就形成了军士决定藩帅的命运，藩帅决定天子的命运的局面。军士拥护藩将，则藩将可为藩帅，军士拥护藩帅，则藩帅可为天子。终于，公元907年，梁王朱温（朱全忠）篡唐称帝，建立后梁。五代十国由此拉开序幕。
唐太宗李世民杀了哥哥李建成后夺得皇位，这算是不义了，然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朱友珪，与唐太宗相比而有过之而无不及。
朱友珪是后梁太祖朱温的次子。后梁乾化二年（公元912年），朱友珪发动家庭政变，杀死梁太祖朱温和朱温养子朱友文，篡位称帝。朱友珪弑父篡位这个好理解，但为何要杀掉朱温养子朱友文呢？
话说梁太祖朱温晚年荒淫暴躁，与自己的儿媳都有乱伦关系，尤其宠爱养子朱友文妻子王氏。由于王氏得宠，爱屋及乌，朱友文也深得梁太祖信任，而次子友珪、三子友贞则备受梁帝猜忌。
乾化二年（912）六月，朱温病危，想立友文为皇太子，当时朱友珪之妻张氏也在朱温身边服侍，得知朱温想传位给朱友文，就将此事告诉朱友珪，朱友珪因此发动政变，杀掉朱温，并假传诏书杀掉朱友文，随后即位称帝。
朱友珪称帝后，任命其弟朱友贞为汴州留后，相当于代理节度使。朱友珪虽然大量赏赐将领兵卒以图收买人心，然而很多老将还是不服他，加之他本人又荒淫无度，因此人心沸腾、民怨四起。
就在朱友珪称帝的第二年，朱温的外孙袁象先、女婿驸马都尉赵岩、第四子均王朱友贞与将领杨师厚等人密谋政变。
同年二月，袁象先首先发难，率领禁军数千人杀入宫中，朱友珪与妻子张皇后逃跑被追兵堵住，于是命令手下将自己和妻子杀死。朱友贞即位后，剥夺朱友珪皇帝称号，将他追废为庶人。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梁太祖篡唐而立，虽为天下形势所致。然而他不但不能为子孙作榜样，还搞家庭乱伦，致使儿孙离心离德、弑父杀兄，可谓自作自受。
在五代十国众多皇帝中，有一个皇帝很特别，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因为他英明神武，而是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儿皇帝。他是谁？他就是后晋高祖石敬瑭。
虽然石敬瑭因称契丹太宗为父皇帝而遭到后世唾弃，但是石敬瑭并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他可是后唐的功臣，为后唐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谓劳苦功高。然而这么个功勋卓著的人，最后为何反叛，并甘心做契丹的儿皇帝呢？
后唐应顺元年(公元934年)，闵帝李从厚听信大臣的建议，准备削弱藩镇的实力，明宗养子、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反叛。李从厚命大军讨伐，李从珂诱使讨伐军叛变，反败为胜，不久攻入京师洛阳，即帝位，改年号清泰，并派人将逃亡的李从厚杀害。
李从珂称帝时，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由于当年两人在明宗李嗣源手下时，皆以勇力过人著称，彼此存有竞争之心，互相看不顺眼。因此李从珂即位后，对石敬瑭愈发猜忌，而石敬瑭也有谋反之意。
石敬瑭参加完李嗣源的葬礼之后，害怕李从珂起疑心，不敢提出回河东，所以整天愁眉不展，再加上他当时有病，瘦得皮包骨，不像个人样。石敬瑭妻子李氏赶忙向母亲曹太后求情，让李从珂放石敬瑭回去。
李从珂虽然不是曹太后的亲生儿子，但曹太后从小对他如同亲生一样，又见石敬瑭病成这样，估计难以构成什么威胁，于是就做个顺水人情，让石敬瑭回到了河东。
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石敬瑭以调镇他处试探李从珂是否会灭他，而朝廷果真将石敬瑭改任天平节度使。石敬瑭因此叛变，为避免被剿灭，石敬瑭向契丹乞援，在契丹太宗的帮助下，打败讨伐联军，并于次年灭掉后唐。
当时石敬瑭为获得契丹的援助，开出的条件是：愿意向契丹称臣，以父亲之礼待契丹太宗耶律德光，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建立后晋，称帝为后晋高祖，割让幽云十六州，同时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
由以上可知，其实石敬瑭也算不上反叛，既然李从珂可以从李从厚手里夺权，石敬瑭又为何不可从李从珂手里夺权呢？至于借助契丹的力量，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方式而已，两者并无本质区别。
回到开头说到的话题，石敬瑭称比自己小十岁的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这个在汉人看来是件耻辱的事，为何石敬瑭却愿意干呢？
一来，在当时的局势下，只有取得契丹的支持，石敬瑭才能抵抗后唐的讨伐。再者，石敬瑭尊耶律德光为父辈，在辈分上并没有乱。从契丹和后唐两国关系史来看，石敬瑭确实比耶律德光小一辈。
后唐太祖李克用和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曾在公元907年互换征袍战马，结拜为异姓兄弟，后唐和契丹遂为兄弟之国。李克用去世后，他的儿子庄宗李存勖（xù）以叔父和叔母的礼节对待耶律阿保机和他妻子述律平。
李克用的义子明宗李嗣源即位，同阿保机的儿子耶律德光以兄弟相称。石敬瑭作为明宗李嗣源的女婿，叫耶律德光一声叔叔于礼无碍。至于认耶律德光为父亲，不过是为了进一步拉近彼此的关系，加之石敬瑭并不是汉人，对此也不是很在意。
所以，石敬瑭认比自己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亲，并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丢脸。
历史上对宋代的整体评价是积贫积弱，积贫之说是不客观的。至于积弱，主要体现在对辽、金的外交政策上。
作为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为何到死都没有灭掉北汉，也没有收回幽云十六州？是力量不够还是出于战略考虑？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宋太祖与北宋开国功臣赵普的一次夜谈说起。
太祖曾在一个大雪之夜到赵普府上谋划攻取北汉之事。赵普说，北汉可以抵挡北面的辽国，又可牵制西北的西夏。如果灭掉北汉，则宋朝就得独自面对来自辽和西夏的军事压力。北汉是个弹丸之地，对宋朝构不成威胁，不如等到平定其他国家后，再灭北汉也不迟。太祖赞同赵普的观点。
又有一次，太祖拿出幽云诸州的地图，询问赵普收回幽云十六州的计策。太祖问赵普曹翰能否攻下幽云十六州，赵普答道，如果曹翰可以攻取，谁能驻守？太祖说曹翰可守。赵普又问，曹翰死后谁能替代曹翰？太祖沉默半天不说话，遂称赞赵普考虑得深远。
这里有个细节，为何曹翰死了就没人能替代？说到这，就不得不又提到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发生在北宋乾德年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避免下属将领黄袍加身，起兵篡夺新生政权，通过酒宴方式，威胁利诱，要求高级将领交出兵权的历史事件。
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历史上给予高度评价，说是体现了宋太祖宽仁的胸怀。然而杯酒释兵权虽然避免了将领篡权，但也造成了宋朝重文轻武、无将可用的尴尬局面。因此，当赵普问太祖谁能替代曹翰时，太祖才会无言以对。
当年追随宋太祖打江山的都是一些战争经验丰富、军事能力强的将领，不然也不能帮助太祖建立北宋。现在让他们卸甲归田，客观上拉低了宋军的作战能力。这一举动的消极影响，在接下来对辽的两次北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通过赵普对内外形势的分析，宋太祖接受了赵普的建议，专心经营南方，不再提出收复幽云十六州，也不再攻打北汉。与辽、西夏和北汉维系着和平共处的关系。
到了宋太宗赵光义时，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宋朝实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为夺回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幽云十六州，宋太宗赵光义发动了两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发生在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即位后，改变了宋太祖的外交策略，采取主动进攻的方式，一举灭掉北汉，从而打破了先前的宋、北汉、辽之间的平衡，北宋直接与辽对峙，这使得北宋面对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
另外，宋灭北汉时，遭到了北汉的顽强抵抗，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将北汉首都太原攻下。太原城破后，宋军粮草已尽，士兵疲乏，战斗力下降。加之太宗未及时兑现赏罚，军队中出现了不满情绪，将士们大多不愿继续北上。
在这种形势下，宋军应休整军队、兑现赏罚，综合分析当前局势，再做打算。但宋太宗想乘胜攻取幽蓟（jì），一举收复石敬瑭丢失的幽云之地。
在对辽作战中，宋军初期处于优势，先后攻取易州和涿州，围攻幽州。宋太宗御驾亲征，与辽将耶律沙大战于高梁河，耶律沙战败逃走。到此为止，宋军形势一片大好，眼看幽州唾手可得。
可惜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辽景宗耶律休格率领的援军赶到，与先前败走的耶律沙夹击宋太宗。宋军大败，宋太宗急忙坐驴车逃跑，才避免了被辽军活捉。高粱河之役以宋军战败而告终。
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辽景宗去世，十二岁的梁王耶律隆绪即位为辽圣宗，幼主年少，太后萧氏摄政，将国号恢复为契丹，为叙述方便，在后文中仍称之为辽。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听信戍边守将贺怀浦进言，误以为辽国政局混乱，部署了对辽的第二次北伐，以曹彬、米信、田重进、潘美为指挥官，分四路进攻辽国，剑指幽云十六州。
与第一次对辽北伐一样，宋军初期取得优势，曹彬一路攻克固安、涿州，田重进于飞狐北破辽兵，潘美在西陉痛击辽军，攻克寰州。不久，曹彬又克涿州，潘美克朔州，下应州，破云州。米信方面，宋军又于新城大败辽军。后因粮草运输通道被辽军阻断，当年五月，宋军在岐沟关被辽军击败。
在这次北伐中，出现了大家熟悉的杨家将，杨令公杨业在陈家谷战败殉国，全军被歼。这就是宋辽岐沟之役和陈家谷之役，自此，北宋的第二次北伐宣告失败。
北宋的两次北伐，除了灭掉北汉，宋军不但没有收复幽云十六州，还使得北宋损兵折将，在与辽国的对峙中长期处于劣势，可谓得不偿失。
北宋两次北伐的失败，除了辽将耶律休格骁勇善战，辽国政治清明等客观因素外，还在于宋太宗没有正确判断内外形势，在北宋还不具备同时抗衡辽与西夏的实力时，贸然灭掉北汉，丧失了牵制辽与西夏的北方屏障，从而陷入被动。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北宋的积弱，是由这两次北伐造成的。
两次北伐的失败，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宋太祖赵匡胤和赵普的深谋远略。如果北宋的这两次北伐延后几十年，便不会有之后的澶（chán）渊之盟，也就不会成就第一个延续百年的草原王朝。然而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澶渊之盟是北宋在军事上获胜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似乎不合情理，难道是北宋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昏庸？但是宋代实行的是君臣共治的政治模式，皇帝的权力有限。因此，签订澶渊之盟是皇帝与群臣的一致决定。既然这样，那么该如何理解澶渊之盟呢？
我们首先来回顾下澶渊之盟的背景。
距离北宋第二次北伐，已经过去十三年，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辽圣宗率军大举南侵。辽军先是攻下瀛洲、淄（zī）齐，宋真宗亲自挂帅，打退了辽圣宗的进攻。自此以后，辽军连年南侵，宋辽交战，互有输赢。然而由于战场在中原，连年战争使得河北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圣宗奉承天太后之命再次大举南侵，击破河北多道防线，开始深入内地，势如破竹，北宋朝廷上下震惊，甚至有人建议真宗南下成都避难。
同年十一月，辽军进攻澶州，承天太后亲自督战，李继隆率军抵抗。在宰相寇准的力谏下，宋真宗御驾亲征，宋军士气大振，遂在澶州以少胜多，大败辽兵。
自此之后，宋辽开始了议和的谈判。辽国承天太后要求割让关南（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以南地区），真宗不愿割地，想花钱买和平。后来在寇准的斡旋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宋辽在澶州（又称澶渊郡）订立和约，合约规定，北宋每年给辽岁币银两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辽以兄弟相称。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北宋弥补外部平衡被打破的补救措施。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澶渊之盟对双方都有利。从北宋的角度看，虽然每年给付大量钱财，但可以因此换得和平的外部环境，奠定了北宋经济繁荣的基础。
同时，由于忌讳武将篡权，自杯酒释兵权后，北宋一直重文轻武，对武将既重用又猜忌，加之两次北伐以及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征战，使得北宋军事吃紧，此时能将军事问题转变为财政问题，对北宋来说也是划算的。而且自此之后，辽国就成了北宋在北面的屏障。
从辽国的角度来说，澶渊之盟不但确认了辽国对幽云十六州的主权，而且还能每年从北宋获得大量的钱财，这对一个草原王国来说，无疑是个利好的消息。辽国正是借着北宋的供养和幽云十六州的富庶，成为了草原上第一个延续百年的王朝。
从长远来看，澶渊之盟对北宋是不利的。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邦，这本来就是很冒险的事。且不说辽国会不断要求割地和增加岁币，光是用钱换和平的方式，加剧了北宋重文轻武，荒废了军队建设。
没有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国家安全便没有保障，也无法抵御来自其他外族的入侵。
百年之后的靖康之变便是澶渊之盟埋下的恶果。
当然，澶渊之盟并不是看上去的对辽百利而无一害。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的长期战争，安逸的生活使得辽国军事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以致于后来被金国灭掉。
“不作不死”这个词形象地概括了北宋和辽的灭亡过程。相对于辽国，北宋在“作”的基础上还多了个“怕”，一旦金、辽兵临城下，便怕得要死，立刻割地求和。而金正是在北宋和辽的作，加上北宋的怕的基础上逐步强大起来的。
辽与宋结为盟国，为何会遭致宋金联军的攻打？一个字：作。
辽圣宗死后，兴宗即位，对关南地仍不死心。宋仁宗庆历二年三月（公元1042年），辽趁西夏侵扰北宋，无视澶渊之盟的约定，威逼北宋割让瓦桥关以南十县地。仁宗不愿割地，又不敢与之战，后来在富弼的斡旋下，改为北宋每年增加岁币银两十万两，绢十万匹。
辽国吃定北宋不敢与之战，宋神宗时，在北宋与西夏交战之际，趁火打劫，以划定两国边界为由，要求北宋割让河东边境。北宋因此割让几百里地。
对于辽的敲诈，北宋敢怒不敢言。然而辽的作不限于此。对内上，孙延禧即位天祚（zuò）帝后，荒淫无道，贪得无厌，不停向所属的女真部索求贡品，并且鱼肉女真百姓，侮辱女真酋长，天祚帝的暴行激起了女真部的反抗。
宋徽宗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生女真部酋长完颜阿古达叛变建国，国号金，完颜阿古达即为金太祖。金军多次打败辽军，攻取辽国东京、上京等路，进逼中京。
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金军先后攻陷辽国中京、西京。对辽忍无可忍的北宋派童贯、蔡攸（yōu）率兵十五万接应金军。在宋金联合夹击下，宣和七年（1125年），辽国天祚帝在应州被金人俘虏，辽国灭亡。
在辽国作的同时，北宋也是挺作的。北宋在辽国灭亡前作，在辽国灭亡后还继续作，一直作到靖康之变时徽宗、钦宗被金人捉走。
北宋的第一次作是与金联合灭掉辽国。辽国作为北宋的盟国，虽然不断敲诈北宋，但毕竟双方有共同利益：辽需要北宋的岁币；北宋需要辽作为屏障，牵制北方其他政权。
而今北宋居然与金联合攻打自己的盟国，这无异于引狼入室，辽灭之后，军事上日益孱弱的北宋，如何是金的对手？而北宋更作的是，居然还答应每年给金岁币，数量等于之前给辽的岁币数量，这无异于养虎为患。
北宋的第二次作是在对待金国的降将的态度上的反复无常。北宋先是不顾与金国结盟，接纳金国叛将张瑴（jué），而后在张瑴兵败金人责问时，为了给金人交待，又将张瑴杀掉。这样作的后果是既得罪了金人，又让降将心寒，切断了别国将士投降北宋的通道。
北宋的第三次作是对主战武将的阳奉阴违以及对金政策上的左右摇摆。宋徽宗一方面安慰李纲说暂时不会与金割地议和，转过背又与金商量好议和条件。
在对金政策上，宋徽宗一方面诏告地方将领前来勤王，一方面又害怕打不过金，私底下与金议和。这样的结果是既引起了金国的猜忌，又上演了类似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戏码。
北宋的第四次作是在金军二次南侵时一意孤行。在金军已经兵临汴梁城下时，前来救援的南道都总管张叔劝说宋徽宗、宋钦宗南下襄阳避难，二帝不听。而听信江湖术士的骗术，最终成为阶下囚，铸下靖康之耻，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自从澶渊之盟北宋成功用岁币化解了辽国的军事威胁之后，北宋就喜欢上这种外交策略。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然而经常用钱来解决军事威胁，使北宋朝廷上下逐渐养成了怕的毛病。
北宋怕谁？怕辽国。
辽国趁北宋与西夏有战事的时候，威胁北宋割让瓦桥关以南十县地，北宋害怕辽国入侵，遂将岁币从三十万涨到五十万。辽国以划定两国边界为由，要求北宋割让河东边境。北宋害怕辽国入侵，因此割让几百里地。
除了怕辽国，北宋还怕金国。
北宋与金约定联合灭辽后，按照约定，幽云十六州归北宋，然而金国并不履行诺言，只将燕京及山前六州归还北宋，而且是把城中富民及财富一应带走，只留给北宋几座空城。虽然金国言而无信，但北宋也无可奈何，毕竟怕人家嘛。
靖康年间，金军兵临汴梁城下，虽武将李纲力战退敌。但宋钦宗和一些文臣已经被吓破了胆，只想割地求和。
甚至害怕李纲破坏求和，都不敢派他去金营谈判，而是派了一个懦弱的李棁（zhuō）前去谈判，作为北宋的谈判代表，李棁到金营后，不但跪拜金军主帅斡喇布，还跪着用膝盖前行到斡喇布面前。
斡喇布提出了非常过分的要求，这些过分的要求包括：金、银各五百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北宋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并将宰相和亲王送到金国作人质。
面对金人提的这些要求，不但李棁等人不敢有半点异议，连宋钦宗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只好按照金人要求准备钱财，尊称金国皇帝为伯父，将皇弟康王赵构和宰相张邦昌送到金国作人质。
北宋对金国的惧怕是深入骨髓的。当种（chóng）师道率部队前来支援，提出克敌良策时，尚书右丞李邦彦竟不敢用。当金军撤退时，种师道建议在金军一半人渡河时发起突袭，但钦宗不许，错失歼敌良机。
正是由于北宋君臣的懦弱惧怕，使得北宋一步步被金国蚕食，以致于最终被金国所灭。这种惧怕的心理，甚至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
北宋为啥怕呢？原因就在于没有过硬的军事实力，打不过人家。当然，北宋不是从一开始就不能打，赵匡胤那会是挺能打的，不然他何以荡平天下豪杰。这再往下说，又得说到杯酒释兵权。关于杯酒释兵权对北宋的影响，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金国在最强大的时候，两宋、西夏、蒙古都向其称臣，交纳岁币，然而短短几十年，金国就从一个强国逐渐衰落，最后被蒙古灭掉。
曾经强大到不可一世的金国，却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走向衰亡，是什么原因造成金国断崖式的衰亡呢？
海陵王完颜亮弑君即位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残忍暴虐，大开杀戒。杀绝了金太宗和权臣尼玛哈子孙，金太祖的子孙也所剩无几。皇族大量被杀，导致了金国军事力量的直线下降。加之金国政治混乱，叛乱四起，使得金国疲于奔忙，以致于最终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蒙古灭亡。
似乎我们也可以把金国衰亡的原因归结于作。但从更深层面来看，金国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逐渐汉化，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汉化。金世宗和金章宗为避免被汉化，曾极力保留女真旧有习俗和风气，金章宗甚至禁止金人取汉姓，学宋人装束，但都无济于事。
纵观中国历史，文明程度低的民族一定会被文明程度高的民族所同化。金国虽然在军事上强于宋朝，但在文明程度上却远低于宋朝。因此，虽然金国政府强力禁止，但其逐步被汉化是不可逆转的。
金国的汉化，体现在三个方面：文学发达、武力衰退、财政紊乱。
4.1.1文学的发达金国由女真族建立，女真原来本无文字，金太祖时才开始在汉字楷书的基础上，创造女真文字。金世宗时创设国语学校，用女真文翻译《论语》、《孟子》、《五经》等中原书籍。
由于女真文字仅仅局限于上流阶层，不能普及到一般老百姓。而汉文则无此局限，因此汉文在金国迅速普及起来，连官府都在使用汉字，金国君王也多从事汉学研究。
金熙宗刻苦攻读经史，还亲自祭拜孔子庙；海陵王和金世宗、金章宗都喜欢诗歌，现存金人的《全金诗》、《金文最》等，足以说明金国汉文学之发达，也说明了金国汉化程度之深。
4.1.2武力的衰退金国乃至于其之前的辽国，之所以能够使宋朝屈服，就在于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也是草原王朝在军事上的优势。随着逐渐汉化，金国这种军事上的优势在逐渐消失。
当女真部落还没建立金国之前，女真全民皆兵。平时耕种渔猎，战时则自备武器军粮参与征战。金国的军队组织结构与清朝相似，军队的主帅称为贝勒，千夫长称为明安，百夫长称为穆昆。金太祖时，一穆昆有三百户人，十穆昆为一明安。
后来随着与汉人的杂居，逐渐汉化。到了金哀宗时，一穆昆就只有二十五人，一明安也只有一百人，较金太祖时，规模小了几十倍。军队战斗力自然也衰退了很多。
4.1.3财政的紊乱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两宋、西夏和蒙古的岁币以及幽云诸州的赋税，由于环境制约，金国一直无法建立自己的经济实体。
在汉化的过程中，借鉴宋朝方法改革税制，推行物力推排法。所谓物力推排法，就是按照贫富来确定缴税的多少，虽然目的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但由于所用非人，反而加重了人民负担。
金国后期，相继与南宋、蒙古、西夏发生战争，由于少了岁币收入，加之战争支出，金国国内财政逐渐无法应付。
以上三点便是金国汉化所带来的影响。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金国的汉化并不彻底。由于北方土地贫瘠，气候恶劣，无法形成江南那样的经济富庶区，因此就无法获取相对稳定的财政收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金国也就无法像两宋那样建立完备的官僚体系来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这是金国的一个弱点；另一方面，金国的汉化又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它的军事力量，消磨了它的优势，使其陷入两难境地：论治理国家的能力不及宋朝，论战斗力又比不上蒙古。
这样的后果是，金国无法靠武力长期从外部获取财富，也无法靠自身的能力创造财富。因此在宋、西夏和蒙古的不断消耗中，在内部的动乱中，最终轰然倒地。金国的衰亡过程，便是蒙古的崛起过程。
蒙古起源于贝加尔湖以南。那个地方气候寒冷，空气干燥，五谷不生。蒙古人体型彪悍，体魄强健，尚武好斗，以游牧为业，擅长骑马射箭，经常侵略中原和亚洲南部各国。唐代人称蒙古为蒙兀室韦或蒙瓦部，宋代人称之为朦古或萌古，从这开始，蒙古的叫法就一直沿用了下来。
蒙古在唐代时驻扎在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斡儿汗河（现在的鄂尔浑河）流域。宋代时移居到水草丰富，适应畜牧的不儿罕山麓，开始逐渐强大起来，与正值强盛的金国时常发生冲突。但由于实力不敌，被纳入金国的羁縻统治之下。
蒙古传至哈不勒时，开始管辖蒙古全境，并开始称汗，也就是称帝。对此，金国表示不能忍，金熙宗天会十三年（公元1098年），金熙宗派呼沙呼（胡沙虎）讨伐蒙古。呼沙呼久攻不下，眼看粮草已尽，遂开始撤兵。这时蒙古人乘机追袭，在大兴安岭大败金军。
金熙宗皇统七年（公元1147年），哈不勒的儿子忽都剌称可汗，在金国叛臣达赉（lài）的应援下，进入金国境内大肆掠夺。金都元帅乌珠出兵再次讨伐蒙古，打了几年，始终不能取胜。时值金国皇后干政，朝政混乱。于是与蒙古议和，割让西平河（现在的克鲁伦河）下游北二十七团寨，每年给蒙古丰厚的财物。
南宋中叶以后，金国汉化程度不断加深，军事上进一步衰落。12世纪80年代至13世纪初，蒙古吞并其他部落、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帝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
表面上看，元代和辽、金一样，都是在极盛的时候突然开始衰落。但实质上，在元朝建立之初，便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胡虏无百年之运。意思是说草原王朝一般都很短命，往往几十年就衰落了。为什么草原王朝活不过一百年呢？这是由草原王朝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自秦汉以来，中原历朝历代均采用世袭制和中央集权制两大方式治理国家。世袭制就是父终子及的皇位继承制度，好处是可以避免皇帝宗室为争夺皇位而造成内乱；中央集权制就是强化朝廷中央政府的权力，好处是可以杜绝地方势力拥兵自大，对抗中央。
世袭制和中央集权制有两个前提，那就是中央政府建立了遍布全国的官僚体系，并且拥有维系这个体系正常运转的财政基础。
这两个前提，进入农业社会的中原王朝很容易达到，因此中原王朝实行的是父终子及的世袭制继承方式，因为在官僚体系中，皇帝更多的是作为统治的象征，能不能打仗倒在其次。
而处于游牧社会的草原王朝却难以达到。由于他们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生产场地，中央政权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因此也就无法养活庞大的官僚体系。
另外，由于北方草原气候干燥、环境恶劣，无法生产出满足日常需要的产品，因此草原王朝只有靠贸易交换。但草原王朝本身物产贫瘠，没有足够的东西用来交换，于是就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获得，那就是侵略和掠夺。像秦汉时的匈奴，他们就经常南下中原来掠夺。
侵略和掠夺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样才能抢到足够多的资源来养活整个王朝。如果可汗不能带领大家抢东西回来，部落首领就不会服从可汗，王朝就会灭亡。因此草原王朝的可汗必须骁勇善战，可汗的继承人也就不可能是小孩子。
草原上资源有限，战事频繁，可汗随时可能战死。当可汗去世的时候，他的儿子很可能还未成年，无法继任可汗之位。所以在草原上，继承制一般不是中原的父终子及，而是兄终弟及，哥哥死了弟弟继位。
但是这样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当可汗的兄弟们都做过可汗、都去世后，接下来该由谁来继位呢？由于父亲都当过可汗，第二代子嗣们都觉得自己有资格当可汗，但可汗之位只有一个，于是就会发生分裂和内战。一旦分裂和内战，王朝自然就瓦解了。
由于第一代可汗和他的兄弟们加在一起都活不过一百年，因此说胡虏无百年之运。
虽说胡虏无百年之运。但与宋代同时代的辽、金存在时间都超过了一百年。辽、金打破百年魔咒，靠的是幽云十六州的物产和宋朝的岁币。
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草原王朝的皇帝就不用亲自带领大家去打仗就能维持王朝的日常开销。因此逐渐采用父终子及的继承制，规避了周期性的继承危机。
辽、金是以与宋朝并存的方式成功破解了百年魔咒，但到了元代的时候，情况就与辽、金不同了。元朝是蒙古帝国灭亡南宋后在中原建立的统一帝国，它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与它并存的还有草原上的政权。
因此，它既不能用统治草原的方式来统治中原，也不能用中原的方式去统治草原。鉴于这种前所未有的形势，蒙古帝国必须开创一种新的方式来管理草原和中原。蒙古帝国将开创出什么样的新方式呢？
蒙古帝国开创了两种新的方式。一个是创立库鲁泰会议；另一个是建立四大汗国。
蒙古帝国统治着草原和中原两个不同文化的世界，需要一个能让两个世界都信服的人来担任皇帝，因此就创立了库鲁泰会议。库鲁泰会议由皇室宗亲、大将、藩属君王及万户、千户、百户等有世爵者列席，由它选举出帝国的继承人。
而四大汗国是由于蒙古幅员辽阔，种族庞杂，为更好制服异族而设立的。
由于库鲁泰会议选出的君王不一定就是君王的弟弟和儿子，因此，草原兄终弟及和中原父终子及的继承方式都被破坏，导致了皇帝宗室因争位而内讧。
四大汗国则类似于唐代至五国十代时期的藩镇，破坏了中央集权制度，为后来汗国拥兵自立和相互攻伐埋下了隐患。
蒙古刚开始实行新方式时，元太宗、元定宗相继继位，宗室和睦。但到了元定宗死后，太宗的孙子锡哩玛勒（失烈门）与元宪宗争皇位，引起内乱。元宪宗死后，阿里克布克与元世祖争位，内乱再起，奇卜察克汗国君主忙哥帖木儿和伊儿汗国君主阿八哈趁机作乱。
元世祖竭尽全国兵力，才仅仅平定纳延哈丹势格都儿等兵。到元成宗即位后，歼灭谔格德依汗国。
但其他三大汗国自此不再服从中央命令，互相征战，还时不时与大汗国冲突。中央自元成宗去世后，历代君主多为权臣拥立，丞相专权，皇帝忙于内乱，根本没有精力管理汗国。于是蒙古帝国遂开始瓦解。
如果说蒙古帝国的统治方式导致了它的瓦解，那么它的财政问题便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元世祖时，由于连年征战，国库入不敷出。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元朝开始发行纸币，也就是中统宝钞，面额从十文到二贯共分为九种。
由于初期宝钞与银挂钩，并准备了相应的准备金，严格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因此并未造成通货膨胀。但到了元世祖以后，政府在没有相应准备金的情况下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结果是纸币贬值，物价暴涨，政府费用也随之逐年增加，收支不能相抵。由于政府每年的税收是定额的，为了平衡收支，不得不增加税费。
元成宗以后，皇室盛行奢靡之风，政府支出逐年上涨，到了元顺帝时，已经增加了二十倍。多出的支出从哪里来？收税！于是不断增加盐税。除了盐税，又额外增加三十二种税，于是物价日益飞涨，导致民心动摇，有的甚至沦为盗贼，社会变得不稳定起来。
以前辽、金缺钱的时候，还可以勒索下宋朝朝廷，到宋朝边境去掠夺一番。元朝统一了中国，草原和中原都是它的地盘，再也无法像辽、金那样任性地去抢。于是就只有变着法从民间敛财，虽然这样无异于饮鸩止渴，但饥渴难耐的元朝政府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于是，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帝国，虽然一开始就注定要分裂，但最终打败它的，还是财政问题。这样看来，那句“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用在这也是有几分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