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勤的履历
1981年7月——1983年7月，在黑龙滩林业技工学校学习;1983年8月——1991年7月，四川省阿坝州林业运输公司工作，任财务股股长（其间：1984年9月—1986年7月在华东工学院工业会计专业学习，大专毕业）；1991年8月——1995年12月，四川省都江堰市审计局工作，任审计师事务所副所长；1996年1月——1997年1月，四川省都江堰市审计局办公室主任，审计事务所副所长（其间：1995年8月起至1997年12月在四川省委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大学毕业）；1997年2月——1999年8月，审计师事务所所长；1999年9月——2001年11月，四川省都江堰市审计局局长助理；2001年12月——2006年9月，四川省都江堰市审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2006年10月——2014年，四川省都江堰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徐勤的简介
1982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一直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1993年晋升高级工程师。现为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香港工程师学会结构界别法定会员、硕士生导师、教授级工程师、勘察设计大师。2008年获得安徽省首批“勘察设计行业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现任合肥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 主持或负责完成了一百余项的工程设计（包括两项国家重点工程和两项省级重点工程，）和大量的设计项目的审核工作，其中获得部省级优秀设计奖17项，1项建设部优秀设计奖。同时发表了13篇学术论文，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等4项课题，指导硕士研究生和工程硕士十余人。 作为合肥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主管和负责院技术管理、标准化和质量体系建设工作；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培训及指导高级工程师开展业务；大型工程项目的方案确定和技术质量把关；解决工程疑难问题；对外技术合作、交流以及工程咨询工作。
徐勤的生平
1890年秋初次谒见康有为，著弟子籍，1891年入长兴里万木草堂受业。[1]徐勤治学勤奋，“坚苦刚毅，以进于成”，是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又因其为人慷慨，性情爽直，能“急朋友之难”，深得康有为的嘉许。徐勤家境相对宽裕，且少年持家，“常供养朋友之才贤者”，万木草堂几次搬迁及平日刻板印书之费，皆由他出，而他自己“几以任恤破其家也”。[2]徐勤心直口快，康有为也曾当面指出他“好善如不及，疾恶如探汤，好面折人，不能容人过，强御则益折之。”[3]在万木草堂，学有余力的弟子常协助康有为编书，“编书工作徐勤最积极”，“逢编书日，有晏起未列席者，即入室干涉。”[4]1896年，徐勤与另一名草堂弟子王觉任担任学长，主持草堂的管理和教学工作，讲课答问，一如既往，这也为他后来主持横滨大同学校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徐勤是最早接受康有为变法思想的草堂弟子之一，也是最早投入变法宣传和实务之中的弟子之一。1895年12月，上海强学会成立，康决定设立一机关报即《强学报》，以与北京的《中外纪闻》[5]形成南北呼应之势，因康有他事在身，于是电调徐勤与何树龄赴沪主持报务。[6]徐何二人于次年1月初抵沪，他们秉奉康有为厘定的宗旨，以孔子纪年，高举“自强”的大旗，大论变法的必要性。《强学报》虽然只出了三期便遭封禁，但因由徐何二人主编，完全反映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政治主张，政治色彩鲜明，甚至还第一次在报刊上登出了开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其意义不可低估。[7]同时，这次上海之行也是徐勤正式登上政治生活舞台的开端，徐勤在上海结识了不少新学之士，开阔了视野，为日后的政治活动打下了一定基础。1897年2月，徐勤与康广仁等人在澳门办起《知新报》，并出任撰述，连续发表了《地球大势公论》等系列政论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指出俄国是当前中国的头号敌人，寄言中国学习欧美日本，实行变法维新，十年就能收复国土并抬头于世界，[8]在当时的维新派人士中，也堪为较有见地和激进的言论。1897年秋冬，徐勤在《时务报》上连载发表了《中国除害议》，揭露中国的“十二大害”，鼓吹变法除害，又极力抨击科举制度，引起清朝官员的仇视，张之洞特授意幕僚梁鼎芬驰函当时《时务报》报馆经理汪康年予以压制，汪遂不续登。[9]徐勤还称赞孟子“重民仁天下”的思想，认为这是 “孟子大义”，但不幸为后人所忽视。他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糅合到“民本”思想中，在《自序》中，他指出：正是由于“为民”还是“不为民”，使孟子与吴起商鞅等“一时之士”或“一国之士”不同，成为“天下之士”、“古今之士”而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同时，他寄希望于统治者，若他们能像华盛顿一样“变民主而为民”，则天下变为“君民之世”，而“非君之世也”。[10]徐勤也是康有为最忠实、信赖的门徒，被人誉为“康氏之子路”，[11]他与康有为关系之密切，甚至连梁启超都及不上。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罹难舟中，危难之际，作书托付徐勤照料老母家人，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徐勤任保皇会副会长，保皇会改为宪政会后则出任副总裁，积极协助康有为推行保皇运动，论其力其功，不愧为康氏之股肱。1897年正值维新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康有为发动手下弟子，联络国内维新志士，广造变法言论，大设学会及各类新式团体，躬身维新实践，应该说正是身边需要得力助手的时候，而此时康有为派遣以徐勤为首的四位心腹弟子东渡日本，执教横滨，不愧为康有为高瞻远瞩之举。徐勤等人也不负师门厚望，他们在推行以“学以报国”为主旨的励志教育的同时，以横滨大同学校为中心，广泛联络华侨，鼓吹变法维新，开创了维新派在海外的第一块根据地。1897年冬徐勤受任横滨大同学校总教习之时，[12]年仅二十五岁。在许多方面，徐勤都接受了康有为的观念，从徐勤的身上，的确最能看到康有为的影子，是故有人称他为“不是康有为的康有为”。同康一样，徐勤也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代表，在看到西方枪炮威慑的同时，他们亦领悟到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优势，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康有为、徐勤等为救国奔走，倡导维新，致力于启蒙工作，并希望从传统之中发掘出能立得起来并可与西方文化抗衡的东西，“孔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们唯一能找到的答案。他们希冀在“传统”和“新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以使文化的发展符合社会变革的需要，然而传统的教化已经深入骨髓，尽管提倡新学，也改变不了他们心理上的传统文化的优势，使他们呈现欲“新”还“旧”的特点。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也是文化转型时期近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共性问题，即既有固守传统的一面，也有因时“纳新”的一面，并希冀寻找二者的结合点。尽管这种努力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从努力的方向和动机来看，他们还是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无论如何，作为近代爱国志士和先觉者之一，徐勤的所有活动，都是以救国报国为出发点的，他身在日本，心系中华，始终都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1898年初，徐勤刚到横滨不久，他就飞鸿至当时消息灵通人士、上海《时务报》编辑汪康年，问讯国内最新举动。[13]1898年11月，徐勤还秘密回国，处理一些政变的善后事宜。庚子前夕，康有为策划勤王运动，调徐勤离横滨，此后徐勤再也没有回过横滨大同学校。徐勤离开横滨后，由另一康门弟子林奎（字慧儒）继任总教习。1923年横滨遭大地震，横滨大同学校毁于一旦，是故“无形解散”，今校址已不复存，档案也全无，其历届学生姓名也多无从稽考，但其毕业生咸备爱国之志，大都投入了当时浩浩荡荡的救国运动，如近代爱国学者苏曼殊就是其中一位。[14]值得一提的是，戊戌政变后，以梁启超为首的康门弟子群来到横滨，为横滨大同学校增添了新的力量，除林奎外，梁启田（字君力）、钟卓京、劳焜（字伯燮）、鲍炽、罗昌等都先后出任过中文教习，1899年横滨大同学校的学生总人数也由150名增至200余名。梁启超还在横滨大同学校创立了“志学会”，引导学生讨论政治得失，分析各种变法主张。稍后梁启超又创办了神户同文学校和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横滨大同学校的优等生冯懋龙（自由）、冯斯栾、郑贯一、曾广勷、郑云汉和张汝智等七人也升入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继续学习，同时湖南时务学堂的林圭、蔡锷、范源濂、秦力山和唐才质等十余人也进入该校。由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更为自由宽松的气氛，诸生“高谈革命”，并吸引了不少有志青年前往交流学习，使之成为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一时之大本营，[15]这也算是横滨大同学校的扩展和提升。1900年徐勤只身南洋，联络华侨志士，筹集经费和筹划起义，冀图对抗以慈禧、荣禄为首的后党，重新扶立光绪帝，同年4月还曾潜回广东，召集勤王之士，数月后，勤王运动终告失败。1904年徐勤在香港创办《商报》，翌年冬在新加坡创办《南洋总汇报》，后来还创立广州《国事报》和《国是报》，“日仆仆于南洋、美、墨十余年”，全力投身于保皇活动。1912年徐勤被海外华侨推选为国会议员，归国后曾任进步党广东支部长、华侨宣慰使等。1916年2月曾募兵反袁，在“海珠事变”中负伤，逃至香港，后移居澳门，晚年居住天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