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都搬迁首选城市是什么?
上海人说上海发达更适合做首都;南京人说南京底蕴深厚更适合做首都;郑州人说郑州交通四通八达,更适合做首都……可以预料到的是,这一话题一旦被抛出,全国各地,不同省会城市的人必定会掀起一场大讨论,自然是七嘴八舌,各自都觉得自己的城市好。也正因此,我们若是想要得出讨论的结果,必须要求同存异,即必须首先确定两件事情,一是要做首都,必须具备什么条件;二是比较不同城市的评判标准与重要程度应该如何定制。也只有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通过理性的分析得出我们想要的结果。首先是必备条件,也就是成为首都,一个城市得具备什么样的硬件。就像不同型号的电脑,硬件直接决定了这台电脑能够运行哪些程序与软件。商务本更适合日常办公,而游戏本则是游戏发烧友的必备【摘要】
中国首都搬迁首选城市是什么?【提问】
上海人说上海发达更适合做首都;南京人说南京底蕴深厚更适合做首都;郑州人说郑州交通四通八达,更适合做首都……可以预料到的是,这一话题一旦被抛出,全国各地,不同省会城市的人必定会掀起一场大讨论,自然是七嘴八舌,各自都觉得自己的城市好。也正因此,我们若是想要得出讨论的结果,必须要求同存异,即必须首先确定两件事情,一是要做首都,必须具备什么条件;二是比较不同城市的评判标准与重要程度应该如何定制。也只有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通过理性的分析得出我们想要的结果。首先是必备条件,也就是成为首都,一个城市得具备什么样的硬件。就像不同型号的电脑,硬件直接决定了这台电脑能够运行哪些程序与软件。商务本更适合日常办公,而游戏本则是游戏发烧友的必备【回答】
笔者认为,若是要成为首都,一个城市必须具备三大条件。排在首位的应是地理位置。首都在词典中的释义为国家中央政府所在的城市。而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人,那么首都便是一个人的大脑所在,呼吸中枢、运动中枢、调节中枢都汇聚于此,通过不断地调节使得一个人能够健康地生活。而中央政府机关坐镇国家“大脑”部位,每天有无数道指令从这里发出,掌控着中国各地经济、政治、生态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央政府机关的重要性,从而可以看出首都的重要性。而之所以说地理位置尤为重要,是因为作为首都的城市必须有足够的安全性和发达的交通网络。【回答】
首都的迁都情况
政治、经济、文化的会聚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旧的首都可能由于某些原因(例如经济)而逐渐丧失其重要性。朝代的交替也可能代表首都的迁移,例如中国古代的迁都。也有按照领土变更或扩大而迁移首都的例子,例如东西统一后的德国(波恩—柏林)。或是像巴西或澳大利亚等重新建造城市移转首都的例子。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即日起北平改名北京。韩国开始兴建新首都世宗。新首都位于首尔南部160公里处。到2014年前,韩国49个部级机关和主管机关将迁至新城。 德国迁都柏林促和谐;缅甸迁都深山密林保安全;巴西迁都中部高原谋发展;巴基斯坦平起炉灶建新都;哈萨克斯坦迁都中部小城阿斯塔纳;尼日利亚为解决前首都拉各斯规模过大的问题而迁都阿布贾;帕劳由卡罗尔迁都梅莱凯奥克;韩国迁都正在进行时。
在我国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几次迁都,迁都的原因分别是什么?
一、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据史料和出土文献,商朝的都城曾先后多次迁移:亳、嚣、相、邢、庇、奄、殷。最后一次便是有名的“盘庚迁殷”了。在这几百年里,商代七次迁移都城,主要原因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当时最大族群之一的商部落,拥有大量人口,其所聚居的居住地,无论其采用何种耕作方式,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几十年之内必然会耗尽土地的肥力,导致粮食的产量持续下降;并且由于长期居住,日常所需的生活必需物资,诸如柴火、建筑材料、放牧等,对当地的植被破坏严重;同时人口增长,会导致原来居住地显得日益窘迫……所以,在每不超过一百年的时间内,都必须迁都,否则百姓就生存不下去。二、西方少数民族的威胁自殷商时起,中国就开始受到来自西北方向的威胁。末世的商王朝被来自西方的周王朝所取代。公元前771年,迁都洛邑,到宪公时(公元前701年),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市郿县);德公时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南),之后秦朝商鞅第二次变法时,有“筑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迁都咸阳。不止这些,其实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220年这一千多年,可以视为是中国都城的“东迁时代”,一方面是因为此时的边患主要来自西部,主要是陕西以西的猃狁、犬戎;一方面也是因为随着东方淮夷的征服,肥沃而平坦的平原地带聚集了更多的人口,使得国家的经济重心逐渐东移,政治中心随之也有东移的趋向。三、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原大乱,北上,西去,分别有东胡、鲜卑、匈奴和羌族的威胁,很多人在权衡之后,毅然选择了南下,这些人躲过了八王混战,“五胡乱华”的战乱。在东晋朝时期,南方的经济迅速上升,文化更是远远超过北方。这是“南迁”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四、躲避外敌入侵在从清代到建国前,清咸丰十年遁避热河,清光绪逃奔西安,淞沪会战,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移都重庆。这几次都是为了躲避外敌而被迫迁都。
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存在哪些举足轻重的迁都史?
2019年8月26日,印尼总统佐科宣布国家迁都计划,新首都位于婆罗洲东加里曼丹省,距离雅加达1400公里。根据规划,2024年政府机关陆续迁入新首都,迁都预计耗资2340亿元。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迁都的记载,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博弈和战略转移,其原因值得细细品味。盘庚迁殷商朝立国,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此处位于黄河下游,水害不止。自汤至盘庚共十代,商族迁徙五次。与天灾相比,商朝内部的“人祸”不断。《史记》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商朝的九世之乱与迁朝的时间恰好契合,表明商朝的王位竞争相当激烈。上图_ 殷墟遗址盘庚继位后,力排众议,义无返顾地迁都殷。相较于亳等都城,殷土地肥沃,有利于开展农业生产。迁都之后,削弱了王室和贵族的势力,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殷远离反叛势力,便于巩固政权。可以说,盘庚迁殷开创了全新的局面,奠定了商朝强盛的基础。平王东迁公元前771年,申后之父申侯与犬戎勾结,攻破镐京,杀死了“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西周宣告灭亡。众诸侯拥立周平王即位。此前,镐京遭遇地震破坏,又处在戎、狄等外患环伺之下,不宜建都。次年,周平王在郑、秦、晋等诸侯护送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建立了东周。上图_ 周代迁都图平王迁洛,意味着周王室权威的丧失,无法担起共主的责任,诸侯控制人口和土地等资源,乘势坐大坐强,此消彼长,群雄并起。新贵族内部,大宗、小宗和大夫之间,摩擦冲突不断,权力结构不断洗牌,礼乐崩坏、大夫弄权的现象层出不穷。孝文迁洛北魏曾长期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当地天寒地冻,六月飞雪。有民谣唱道:“纥于山头(今山西大同东)冻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可见其环境恶劣。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月,孝文帝拓跋宏以南征的名义,率领百官以及步骑百万迁都洛阳。上图_ 孝文帝迁都洛阳路线上图_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北魏南迁,取得了一举多得的效果。洛阳是中原汉文化积聚的中心,北魏选择在此建都,有助于汉化改革。在经济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北魏的粮食供给难题,还能在军事便于控制中原地区,在政治上得到了北方汉族地方阶级的支持,此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海陵迁燕金灭北宋后,与南宋划淮而治,疆域辽阔,政务庞杂。金都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偏隅东北,公文往来和物资运输多有违误。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完颜阿骨打庶孙完颜亮弑杀熙宗完颜亶,篡位称帝,改元天德。上图_ 金朝上京 2017年发掘区俯瞰上图_ 金朝上京遗址天德五年(1153年),完颜亮对皇族内部的反抗情绪深以为忌,不顾女真贵族反对,在多数朝臣的支持下,迁都燕京,以此分化瓦解反对派的向心力和组织力。元迁中都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迁都中都燕京。这一行为对忽必烈和元朝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5月5日,忽必烈凭借自身实力即位称汗。这位大汗未经“库里尔台大会”的权威认可,蒙古贵族对此心有不甘,蠢蠢欲动。上图_ 元 上都、中都、大都上图_ 元中都遗址忽必烈重用汉人、推行汉制的举措,受到了蒙古保守派的反对和抵制。对于蒙古而言,新灭的金国有待消化,偏安的南宋需要征服。而“燕之地,龙蟠虎踞,南控江淮,北连朔漠,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燕京优越的地理环境远胜蒙古草原。朱棣迁都“靖难之役”成功后,燕王朱棣上位称帝。他对根据地北京念念不忘。北京是他经营多年的大本营,亲信势力大多集中于此,迁都北京能够摆脱建文旧臣的掣肘。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关口上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厄龙著。会通漕运之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上图_ 明代北京城迁都北京,进退有度,便于控制东北和西北,坚定了朱棣推行“天子戍边“的决心。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朱棣提出迁都北京。四年后,新都落成。迁都后的北京,确立了其在明清时期政治中心的地位。清迁沈燕后金努尔哈赤占据辽东之后,沈阳的战略优势日益明显。“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在军事上,而“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便利的交通,丰富的物产,足以满足沈阳作为都城的物质需要,并且定都沈阳能够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三,努尔哈赤不顾王公和贝勒的反对,执意迁都沈阳。上图_ 清朝北京地图清顺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吴三桂降清。清军进入山海关。五月初二,多尔衮率领清军“整军入京师”。北京局势稳定之后,多尔衮按照皇太极生前“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的遗命,着手迁都事宜。十月初一,顺治皇帝祭告天地社稷,颁诏定都北京。顺治迁都的动因,与金、元、明大致相同,开启了清朝268年的统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印尼首都雅加达人口超过一千万,城市快速扩张,导致环境、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矛盾频现。此外,雅加达有40%以上的地区处于地平线以下,有些地方甚至以每年10到20厘米的速度下沉,是全世界下沉最快的城市之一。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影响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反观中国历史上的迁都,在纷扰的表象下,有着共性的特征。上图_ 雅加达 地图首都是一个国家行政中心的所在地,是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它的迁移说明国家社会发展和整体战略的调整。这八次迁都,按照迁都方向区分,有东迁一次、南迁两次、西迁三次和北迁两次。按照民族区分,有汉族三次和少数民族五次。按照迁都地区分,有辽宁一次、河南三次和北京四次。从迁都的趋势看,呈现由西向东的轨迹。少数民族政权迁都大多由北向南迁移。自南宋至清朝,首都出现了由南向北、由中原向临海的双重特征。从迁都原因看,生态环境、经济偏移、政治和军事斗争成为主要推动力。此外,交通便利也是考虑迁都的一个重要标准。不论古今中外,迁都是对自身进行的良性改革,有益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都是做什么的?
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位皇帝,从他开始吧。
秦始皇生下来跟随父亲在别的国家做人质,但是确实生下来就是王族
汉高祖刘邦做皇帝打天下之前是小混混
晋朝的司马氏父子是做将领出身
唐太祖李渊是门阀家主,也就是大军阀出身
宋太祖赵匡胤是将领出身
元太祖成吉思汗是游牧民族首领,算是族长吧
明太祖朱元璋做过乞丐,农民,和尚
清太祖也是游牧民族首领,族长
我国的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和亡国之君都是谁?
王朝 开国君主 亡国君主夏(前2070-前1600) 启 桀商(前1600-前1046) 汤 纣西周(前1046-前771) 武王发 幽王宫湦东周(前770-前256) 平王宜臼 赧王延秦(前221-前207) 始皇帝政 秦王子婴西汉(前206-公元8) 高祖刘邦 孺子婴新(8-23) 王莽 王莽东汉(25-220) 光武帝刘秀 献帝刘协三国·魏(220-265) 文帝曹丕 元帝曹奂三国·汉(221-263) 昭烈帝刘备 后主刘禅三国·吴(229-280) 大帝孙权 末帝孙皓西晋(265-317) 武帝司马炎 愍帝司马邺东晋(317-420) 元帝司马睿 恭帝司马德文南朝·宋(420-479) 武帝刘裕 顺帝刘准南朝·齐(479-502) 高帝萧道成 和帝萧宝融南朝·梁(502-557) 武帝萧衍 敬帝萧方智南朝·陈(557-589) 武帝陈霸先 后主陈叔宝北朝·北魏(386-534) 道武帝拓跋珪 孝武帝元修北朝·东魏(534-550) 孝静帝元善见 孝静帝元善见北朝·齐(550-577) 文宣帝高洋 幼主高恒北朝·西魏(535-556) 文帝元宝炬 恭帝元廓北朝·周(557-581) 孝闵帝宇文觉 静帝宇文阐隋(581-618) 文帝杨坚 恭帝杨侑唐(618-907) 高祖李渊 哀帝李柷武周(690-704) 武则天 武则天五代·梁(907-923) 太祖朱温 末帝朱瑱五代·唐(923-936) 庄宗李存勖 末帝李从珂五代·晋(936-947) 高祖石敬瑭 出帝石重贵五代·汉(947-950) 高祖刘暠 隐帝刘承佑五代·周(951-960) 太祖郭威 恭帝柴宗训北宋(960-1127) 太祖赵匡胤 钦宗赵桓南宋(1127-1279) 高宗赵构 末帝赵昺辽(907-1125) 太祖阿保机 天祚帝延禧西夏(1038-1227) 景宗李元昊 末帝李睍金(1115-1234) 太祖阿骨打 哀宗守绪元(1271-1368) 世祖忽必烈 顺帝妥欢帖睦尔明(1368-1644) 太祖朱元璋 思宗朱由检清(1636-1911) 世祖福临 末帝溥仪
中国在十年后会有什么变化?
我国经济如果保持现有速度增长,当然是好事,GDP或GNP能够更上一个台阶,但是我国发展需要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内部的不和谐和不稳定因素还在逐步加剧,外部有美日等国的制约(美国是绝对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的),但是我觉得关键还得靠自己,中国不能再走劳动密集型的路了,改革势在必行,但不一定志在必得~
我觉得中国的未来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的意志~政府的效率、可信度、透明度和廉洁性高了,社会福利好了,贫富差距缩小了,何愁中国不强大呢?
列举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迁都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历朝历代的迁都不胜枚举,但学术界公认的著名的迁都却只有八次。
(1)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把都城从淹(山东曲东)迁到殷(河南安阳西北);
(2)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把都城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
(3)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拔宏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
(4)1141年宋金议和以后,金海陵王完颜亮把都城从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县南)迁到燕京(今北京),改名中都;
(5)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把都城从上都开平府(在北京以北约300公里)迁到燕京,改名大都;
(6)1421年,明成祖朱棣把都城从应天(今江苏南京)迁到北京;
(7)后金夺取了辽东大片土地后,1618年努尔哈赤把都城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迁到沈阳;
(8)1644年,清军入关进占北京,清顺治帝把都城从沈阳迁到北京。
中国古代著名迁都的原因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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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哪些朝代在建都后进行了再次迁都?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隋、唐、南宋、明等朝代都曾在建都之后一次或多次迁都过。身为刘氏宗室子弟的刘秀于乱世之中脱颖而出恢复汉室统治,史称“东汉”。东汉建立之后其都城定于河北鄗城,不过没过太久刘秀便将东汉都城迁移至洛阳。东汉末年天下再次大乱,身为傀儡的汉献帝先是在董卓的胁迫下迁都长安。待董卓被杀,曹操成功于危难之中将汉献帝救出之后东汉都城又再一次转移至许昌。隋朝在杨坚手下建立之后,其都城设于大兴城(今西安)。之后隋朝在杨坚的领导下不仅顺利完成天下统一,它还迎来了“开皇之治”。待隋炀帝杨广登基之后,他下令迁都至洛阳。继隋朝之后的唐朝最初建都于长安,后来因为武则天这一女帝的登基转而迁都至洛阳。不过待唐中宗即位之后,唐朝都城又再一次转移回长安。唐昭宗在位期间由于皇室日渐式微,该君王受朱温胁又一次迁都至洛阳。北宋灭亡之后身为皇室子弟的康王赵构在遗臣的拥护下恢复宋朝统治,是为“南宋”。南宋建立之初建都于应天府,但是由于金军一再南下对南宋穷追不舍这一原因,赵构后来终是决定迁都。为了尽可能远离金军,赵构将南宋新都城选在了地处南方的临安府。待进入明朝统治之后,朱元璋将明朝都城设立在了南京。但是随着朱元璋的驾崩以及朱允炆的登基,明朝因削藩而爆发内乱,“靖难之役”随之发生。这场内乱持续了大约四年的时间,最后燕王朱棣成功夺取天下掌控权。因为朱棣此前受封为燕王时其封地为燕京,所以他在登基之后先是将燕京升级为陪都北京,并将其更名为顺天府。之后他又索性下令在北京修建皇宫,最后于永乐十五年迁都于此。
中国古代都城的迁移情况
中华民族是历史融合的产物,而民族融合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民族迁徙。民族迁徙打破了民族的地域界线,进而造成民族杂居的局面,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机缘。民族迁徙的过程,也是民族政权经营重心转移的过程 ,必然会引起都城的变迁。都城变迁适应了民族迁徙的要求,推动着民族融合的步伐,反映着民族关系的变化。有人把中华民族的融合比喻为滚动的雪球,她以华夏——汉民族为核心,以中原地区为始点[1],以国都运动方向为路径,不断地滚动,越滚越大,最终融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出现了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其中的黄帝、炎帝、蚩尤、颛顼等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华夏族的产生就始于这些部落间的战争、交往和融合。据《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载,黄帝原居轩辕之丘,后迁居涿鹿,他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战胜炎帝后,徙都于轩辕之丘、彭城、曲阜等地。后炎、黄两部融合,形成华夏族。东夷颛顼族西移与华夏族融合,建都于帝丘。在尧舜时代,尧都平阳,舜先后以蒲坂、平阳、潘、涿鹿为都,禹都安邑,后徙都阳城、阳翟。远古时期都城变迁反映了中原先民各部落在向外发展中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夏、商两代,都城变动不居。夏先后都有阳城、阳翟、斟寻、原、老丘、西河、洛内等地。商朝更是“不常厥邑”,立国前迁都八次,灭夏后又迁都五次。“商人屡迁,前八后五”,先后有蕃、商、砥石、西亳、傲、相、邢、殷、朝歌等地做过商朝的都城[2]。都城变迁是民族迁徙的确证,反映了部族征服的需要和民族融合的趋势。民族迁徙带来都城转移,都城的转移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因为只有这种强势部落的不断流动,才能把她的先进生产方式和先进文化远播四方,才能吸纳、同化、融合众多的部落或方国,最终融合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同时,都城又是民族关系的纽带与民族融合的熔炉,它为各民族展现自己的活力提供了舞台,又迫使一切民族不得不接受现成的经济方式和文化成果。它把无序的民族碰撞整合为有序的民族交流。值得注意的是夏商两代的都城位置不超出中原地区,说明这里是华夏民族融合的腹地,华夏民族正是立足于此,以其强大的融合力和先进的经济文化,逐渐向四周发展的。杨东晨认为,周人起于泾水上游,兴盛于渭水流域,利用两河流域的肥沃土壤和丰富资源,逐渐向黄河下游发展势力,进而取商而代之。周先后以邰、、岐、程、丰、镐为都,至周平王时东迁洛邑,是为东周。周朝的70多个封国,遍布黄河、辽河、长江、珠江流域,这些封国的国都到后来也发展为相当规模的都城。如赵都邯郸、燕都蓟城、鲁都曲阜、越都会稽等。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争,各国都城迁往徙来,蓬勃发展。都城的多元扩散,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提供了众多支点。正如孙乃民所言,经过长期的战争兼并和文化经济交往,中原四周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华夏族融合,形成“五方之民共构天下”的局面,在此基础上汉民族共同体逐步形成。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统一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真正建立。秦并六国,在六国都城的基础上建造起气势恢宏的统一帝国的都城——咸阳;继秦而起的汉王朝先后以长安、洛阳为都,使统一国家的都城稳定在关中、关东的东西轴线上,这表明中华民族的融合进入一个稳定的发展阶段。 由华夏族融合周边民族而成的汉民族共同体在秦、汉时期基本形成。 少数民族移徙与迁都 一般说来,在统一时代,民族关系相对稳定,民族融合的成果得以巩固并稳步发展,都城定于一尊。虽然也有民族碰撞,但多是局部战争。一旦王朝分裂,民族关系就会急剧变动,民族迁徙异常活跃,都城蓬勃发展,多元并存,迁移频繁,民族融合进入高涨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个时期。三国鼎立拉开了民族大融合的序幕,到了西晋末年,北狄、西戎后裔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入居中原,由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使东北、内蒙、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居民与中原居民得以广泛深刻地交往、融合,从而把民族融合推向高潮。当然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统治带有其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野蛮性,由这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带来的民族融合不可避免地伴随剧烈的民族冲突、民族屠杀和生产力的大破坏。“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3],这是对“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4]这一永恒历史规律的最好说明,野蛮的征服者一旦与文明社会相结合,就取得了文明社会的一定社会地位,从而受文明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支配,适应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他们自身也就从野蛮状态下蜕变出来。当时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主要有:匈奴贵族刘渊所建前赵(始称汉)的都城离石、平阳、长安;羯族石勒所建后赵的都城襄国、邺城;鲜卑贵族慕容氏所建前燕的都城龙城、蓟、邺;氐族首领苻坚的都城长安;羌族首领姚苌的都城泥阳、长安;西燕都城长子;后燕都城中山、龙城;匈奴贵族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之统万城;后凉都城姑臧等。从少数民族政权所建都城的区位看,多在汉民族腹里地区,且多沿用汉族政权的都城及大、中城市。这意味着民族地域的打破,少数民族离开了本族的原来区域而进入到汉民族地区,而汉民族则打开了自己地域的大门,容纳了少数民族,这便为民族融合准备了充分的地域条件。更重要的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不得不适应统治区域内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生活,建立起与汉族先进经济方式相适应的统治方式。 少数民族从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过渡到以都城为中枢的定居生活,这本身是一个历史转折,是对其原初民族特征的一种否定。其都城由偏远边城到汉族故都的迁移则割断了它与原初民族地域的联系,更是一项根本性变革,必然会对中华民族的融合起推动作用。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拓跋鲜卑所建北魏的都城迁移。拓跋鲜卑兴起于大兴安岭山地,东汉初年南迁呼伦贝尔草原,后再由草原南迁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立国之初都于盛乐,拓跋圭时徙都平城,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和北方统一战争的完成,北魏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适应他们面临的中原封建文明,实现对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广大中原农耕地区的稳固统治,如何使自己的政治符合中国文明的传承关系,取得华夏正统地位。孝文帝以迁都洛阳为契机,对北魏社会实行全面汉化改革,通过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改籍贯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内迁鲜卑人走上了全面汉化道路,从而成功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迁都洛阳,彻底割断了南迁拓跋鲜卑与其原初游牧地区的有机联系,使其进入到华夏文化的中心区域,并逐步稳定于中原农耕地区的生产和生活,从而使其完全融合于中原汉族的共同地域。钱国旗认为,随着这种民族地域的变迁,南迁拓跋鲜卑的其他民族要素也纷纷瓦解,最终融合于汉民族共同体之中。由此可见,拓跋鲜卑的南迁过程,也是其逐步封建化、农业化的过程,是鲜卑、汉民族的融合过程。同样道理,其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过程,也是其逐步汉化的过程,立国于中原的匈奴、羯、氐、羌及鲜卑各族,毫无例外地融入到汉民族共同体之中。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融合的时代。在经历了一段民族碰撞的阵痛之后,空前强大的隋唐帝国把汉民族的活动空间推向更广阔的地域。隋唐两代的都城仍稳固在关中、关东的华夏文化中心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