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的主人公是谁
《西厢记》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是崔莺莺和张生。
崔莹莹：出生在贵族家庭，是一个美丽而有才华的女孩。她的父亲崔相国生前已将她许嫁给郑尚书的儿子。
张生：张生父亲是礼部尚书，可见他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他努力学习，撰写了很多文章为了能金榜题名。
《西厢记》剧情介绍
该剧讲述了书生张生和相国小姐崔莹莹在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孙飞虎、崔母和郑恒的阻挠，终成眷属的故事。
该剧具有强烈的反封建伦理色彩。作者描述了年轻人对爱的渴望，爱与欲望不可抗拒的正当合理，以及年轻人自身的欲望与父母意志之间的冲突；表达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观念。整个戏剧体制是宏伟的，它用五本书二十一折来连演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在古代的杂剧中是罕见的。情节部分引人入胜、鲜明生动、富有诗意。
《西厢记》主人公有哪些?
《西厢记》主人公有：1、崔莺莺崔莺莺出身名门贵族，是个美丽而有才情的少女，父亲崔相国生前已将她许配给郑尚书的儿子。在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中，她内心强烈地追求着爱情和幸福。2、张生（张君瑞）张生先父官礼部尚书，可见他也是书香门第出身，自幼在此环境熏陶下，勤奋学习，学成满腹文章以求金榜题名。3、红娘红娘不仅仅是一个裨女，而且是剧里剧外的联络人，她作为作者代言人，直接体现了作者的意图，作者把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加在了她的身上，她左右着剧情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4、老夫人老夫人是一个多苦多难的、已经衰败了的封建家庭的家长。丈夫刚刚去世，能够担负起家庭支柱的小儿子尚且年幼，显赫的相府之家转眼之间变得只剩“至亲三四口儿”，而客居萧寺，后面会遇到什么麻烦，她一无所知。
《西厢记》的作者是？
《西厢记》的作者是：元代王实甫创作杂剧，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年）。《西厢记》全剧叙写了书生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在侍女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孙飞虎、崔母、郑恒等人的重重阻挠，终成眷属的故事。《西厢记》具有较浓的反封建礼教的色彩，作者写青年人对爱情的渴望，写情与欲的不可遏制与正当合理，写青年人自身的愿望与家长意志的冲突；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观。全剧体制宏伟，用了五本二十一折连演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在古代杂剧中是罕见的。该剧情节引人入胜，形象鲜明生动，文采斐然，具有诗情画意。全书赏析：《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违忤，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的相契合的感情。
西厢记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1、崔莺莺的人物分析崔莺莺是相国小姐，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不由自主的对张生一见倾心，月下隔墙吟诗，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又出尔反尔，既赋于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又赋于崔、张爱情以内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君瑞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 2、张生的人物形象分析 张生是一个善良、聪慧、痴情的书生。是《西厢记》中又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它把爱情看的比功名重要，轻贱名利、忠于爱情。他还有一股“风魔”的傻气，比如第一次见到红娘就自报家门，傻的可爱被红娘称为“傻角”。但他也有软弱的一面，当老夫人赖婚时他无计可施，竟一气之下“便索告辞”，还要在红娘面前“寻个自尽”，所以红娘又叫他“银样蜡枪头”。 3、红娘的人物形象分析从这个故事的大概中，可以看出红娘并不是莺莺和张生初次会面的“介绍人”，莺莺和张生相识相知是源于普救寺里的偶然相遇。红娘当初不仅没有“搭桥”，且在一段时间里，曾经奉崔母之命监视他们的行动，管制着莺莺，防范她有越轨之举。所以莺莺曾经埋怨红娘“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红娘回答说：“不干红娘事，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来。”（《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红娘是崔家的奴婢，其主要职责就是服侍和管制着小姐莺莺。促使红娘改变自己的态度，背叛自己的“职责”是源于一场兵变的灾难。西厢记创作背景：莺待月西厢记》故事虽本唐代元稹《莺莺传》，实际却是脱胎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王实甫曾任陕西县令、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后来由于他不满当时官场的龌龊，愤而辞官，决心以写戏抒发心中之郁懑。于是他回到出生地中山府，开始了杂剧创作。金代的一位姓董的读书人，依据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成《诸宫调西厢记》，把原来故事中的主人公莺莺写成是博陵郡人。定州在隋代就称博陵郡，所以在博陵一带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流传相当广泛。相传在定州崔沿士一带曾有过崔莺莺的墓冢。王实甫正是根据这一点，在中山府开始了他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写作。 该剧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年）。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西厢记
《西厢记》之崔莺莺
王实甫《西厢记》笔下的崔莺莺作为一名妙龄少女，芳心萌动，渴望爱情，所以大胆的追求爱情，热烈的回应张生；但崔莺莺有作为相国的千金，从小就深深地受到封建礼教的压抑束缚，所以在面对在面对爱情时显得格外的犹疑软弱。
（一）情窦初开的少女
崔莺莺作为情窦初开的少女是貌美如花的。《西厢记》作者不厌其烦的从不同角度对莺莺的外貌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细致描写。莺莺的美丽外貌在《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惊艳》中，就通过张生的眼睛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旁儿罕曾见，直叫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她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拈……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半晌恰方言。恰便似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
她每次出场，穿的衣裳、戴的首饰也都各不相同。而且，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猛听得角门儿呀的一声，风过处衣香细生”；她一走还留下一团香气“兰麝香仍在，环佩声渐远”。
正是莺莺如此千娇百媚才使张生起爱慕之心，不断想方设法的追求，才为后来的故事情节发展奠定基础，试想倘若莺莺长的肥头大耳，虎背熊腰，估计张生看都不会看她一眼，避之唯恐不及，更不会留恋普救寺，孙飞虎也不会抢亲，何来的共话西厢下。
莺莺作为一名妙龄少女，正经历人生发育阶段的青春期，青春期同时也在经历着“激情期”和“危险期”，处于这一时期的青年人，会对自己的另一半产生诸多的幻想，他长什么样，什么样气质，什么样文化程度、经济条件等等。久而久之，自己幻想的对象就会在自己脑海中形成一个基本的轮廓框架，假若哪一天在某个地方不经意间遇到了与你幻想中差不多的人，便会立即产生好感。所以当莺莺看见张生后便情不自禁地“回顾觑生”，这“临去秋波那一转”直招的张生“意惹情牵”。接着在一个皓月当空的春夜，素不相识，听了张生的信号，立马和诗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表明心迹，互通情愫。
当老夫人“赖婚”后，因为母亲拆散自己的婚事而满腔幽怨，她的理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她又三番五次地要红娘去看张生，当她得知“张生近间、面颜，瘦的来实难看。不思量茶饭，怕待动弹；晓夜将佳期盼，废寝忘餐。黄昏清旦，望东墙淹泪眼。病患、要安，则除是出几点风流汗。”时，心里委实难过，立马写了封信叫红娘送去,“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与张生约会书简……
这些行为举止与莺莺平时的沉稳、矜持判若两人，可见处于妙龄少女的她的确是恋爱了。
（二）深受封建礼教约束的大家闺秀
崔莺莺出身名门望族，是相国的千金大小姐。从小就受到封建文化礼教的熏陶束缚，更何况还有素称“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的老夫人的管教。
从莺莺与红娘的对话中就可看出老夫人对她的管教是多么的严苛，“红娘呵，我则索搭伏定鲛绡枕头儿上盹。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红娘说：“不干红娘事，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来。”莺莺说：“俺娘好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服侍锝勤，老夫人拘束得紧，则怕俺女儿折了气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莺莺出落成了知书达理、举止端庄、沉静稳重的大家闺秀不难想象这样一位大家闺秀要想冲破封建礼教的牢牢束缚，追求婚姻的自由是多膜的道阻且长。
当莺莺“将简帖儿拈，把妆盒按，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时，说明她想念张生的心是迫切的。但她转念一想觉得不对劲，信肯定不会自己跑来，张生也不会送来，那能是红娘拿来的，那她肯定知道张生写信了。作为正统的大家闺秀小姐，怎能有如此出格的举动，于是就大发雷霆：“小贱人，这东西哪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
莺莺读书信，先是惊喜，后是发怒，雷霆大发，风云突变。莺莺的这种急剧变化的心里是在情理之中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人的意识分为三个部分：“本我”是最原始的部分，由一些与生俱来的冲动、欲望或能量构成，按“快乐原则”行事；“自我”是出生以后，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形成的，遵循“现实原则”：“超我”是个体在社会道德规范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在父母的管教下将社会道德观念内化而成，按“道德原则”行事。在莺莺的内心深处，也就是她的“本我”，是特别喜欢张生的信的，特别渴望知道张生情况的。但是“超我”，也就是道德层面死死的限制住了她，几千年的牢固封建礼教，社会道德，使她不能看这种信，为了维护这些，她才那样突变，以至对红娘大发雷霆在莺莺张生近来得了相思病，病的委实不轻时，心里非常难过，写了封“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信，主动邀约。但等张生真的跳过墙来，迫不及待的将莺莺搂住时，莺莺一下子恼了：“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之，有何理说！”，莺莺变卦了。
莺莺爱张生是毋庸置疑的，约张生也是情真意恳的，但她毕竟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自己作为相国小姐的尊严面子。西方心理学家荣格说过“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格面具，来表现一个人的公开的社会身份。用我们俗语说就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一样的，一个人如果出席很重要的会议，一般不会穿的很随意，而是很郑重，相反的，一个人如果平时休闲娱乐时也不会西装革履的拘束着自己。
人格面具是现实社会的产物，是一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以及法律、道德、习俗对人的塑造。莺莺的变卦现象就是由这种原因造成的，虽然对张生的爱是真心诚意的，也是自愿主动相约的，但无论如何还是要保持自己的尊严的。她的本心多么希望和张生尽快幽会，但她又害怕跨越“雷池”，怕偷吃禁果。因为“贞洁”“操守”是封建礼教社会衡量一个女人好坏的最重要标准，如果女子一旦与某个人发生了关系，便要一辈子依靠于他，万一男子变心，女子被抛弃，一辈子在没有幸福可言，莺莺虽是大家闺秀，也不敢保证不被抛弃，所以当时就向张生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在长亭送别时，莺莺最担心的不是“文齐福不齐”，而是“停妻在休妻”，所以张生再问莺莺还有什么话要说时，莺莺一再嘱咐张生；“你休优‘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休要‘以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
莺莺对爱恋，张生反复、犹疑、口是心非，正说明了在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低下，他对婚姻没有安全感，而且莺莺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教育、熏陶的大家闺秀，她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影响。
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既是一位貌美如花、感情热烈、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像一股清澈的泉水那样可爱，但这可爱的泉水是从门户高大的相国府流出来的，所以不可避免的夹带着封建礼教厚厚的泥沙。
西厢记中崔莺莺的温柔
王实甫的《西厢记》为后世读者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以红娘这一形象最为光彩夺目，几乎喧宾夺主，抢走男女主角的光华，但笔者认为崔莺莺这一人物的塑造是最为成功的。孟列夫在《中国古典戏剧的改革》中指出：“崔莺莺无限钟情和奋不顾身，嫉妒和痛苦，孝顺和不屈服——这样多侧面的妇女形象确是其他任何一位元代剧作家都没有塑造过的。”
崔莺莺有闭月羞花、倾城倾国的绝美容颜，然而剧作家并没有对此作出正面的描述，而是借由他人的惊艳来表现。在第一本第一折中，张生无意中遇见正在花前伫立的崔莺莺，他惊呼：“呀！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继而又说：“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连“铁石人”也会动心，可见莺莺容貌之美。和尚须是六根清净，但普救寺的这班和尚委实有趣，崔氏一家为老相国做法事，一班大大小小的和尚竟然被崔莺莺的美貌所打扰，以至作出种种令人忍俊不禁的反常举止：“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劳，觑着法聪头做金磬敲。”这种运虚于实、借宾喧主的手法巧妙地把人物的特征生动地呈现出来。汉乐府民歌《陌上桑》对罗敷的容貌美描写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借由旁人的反应来显示主角的形象。这种手法使得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具有“传神之妙”。
崔莺莺也是一个聪明智慧的女子。她有着极高的文学修养，出口成诗。在第一本第三折中，张生隔墙高吟一诗，崔莺莺不禁依韵和上一首：“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词清句丽，婉转地表达出她内心寂寞闲苦，渴望寻求知心人的愿望。张生卧病，崔莺莺焦急万分，以一张蕴意颇深的药方表明心意“忌的是‘知母’未寝，怕的是‘红娘’撒沁”，把自己的无奈显现出来。崔莺莺文学修养之高，智慧之深可见一斑，难怪张生对她爱得如此之深切，“此一时，彼一时，佳人才思，俺莺莺世间无二。”
崔莺莺相国千金，出身高贵，温柔端庄，多才多艺，深受封建礼教熏陶，自小家教严谨，是典型的贵族小姐，然而她与一般的女子不同，她有自己的思想，在温驯的外表下仍有急于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愿望。
崔莺莺不同于那些木讷的千金小姐，她是一个对生活有憧憬的青春烂漫的少女。尽管她一出场就唱出“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的无限忧愁，但仍能够坦然面对现实，她在寺中游玩，在花前微笑如许，“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她对未来也有美好的憧憬。她在月下烧香，一愿先人早升天界，二愿母亲平安无事，三愿觅得如意郎君，她的孝顺、善良由此可见，她的追求也可见。她早已订下亲事，照理说不该再有其他想法，尤其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而她显然不满意这门亲事，而是渴望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意中人，所以当张生隔墙高吟一首时，她不禁心神一动，依韵而和。笔者认为崔莺莺在此时方流露出对张生的爱意。不少学者认为崔莺莺对张生乃是一见钟情，然而试想一想，相国千金的身份，十几年封建礼教的熏陶，家教的严谨，种种存在的观念使她的行为端庄，决不轻佻，对只见了一面的陌生男子怎么有可能流露出爱意？“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这其实是张生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多情地误把崔莺莺无意的好奇一瞥当作爱慕的眼光。
崔莺莺自幼所受的教育与她自身追求之间的矛盾，使她内心斗争反复强烈，所以她城府极深，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在意，惟恐被人识破。在第三本第二折中，红娘替张生传简，崔莺莺看完后突然发怒，说要去告过夫人，然而在红娘的吓唬下也只好作罢。表面上看似乎是红娘获胜，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经过这一闹，崔莺莺确定红娘没有向老夫人泄露任何秘密，是完全站在自己一边的。崔莺莺城府之深心思之密，在这一折里表露无遗。
崔莺莺很有些假意儿，她出尔反尔，使张生备受折磨。她一方面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一方面又不满于父母包办的婚姻，极力要寻求自己的幸福，这两方面的矛盾使她对自己的一举一动甚为谨慎。她孝顺老夫人，不想当不孝之女，但她又不愿意把自己的终身幸福寄托在父母指定的人选上，这些使她对自己的行为反复无常。她既想约张生相会，又在紧要关头怒斥张生，翻脸不认，使张生相思成病。这时的她内心万分矛盾，十几年的教养在无形中束缚着她的行为，她自己也改变不了这种矛盾的心态。张生卧病，她忧虑重重，经过一番挣扎，终于勇敢地跨出一步，与张生结合。这时她已经把礼教的束缚抛在一边，在她的眼里，只有爱情、自由、幸福，她要主宰自己的未来，而不要当封建礼教的应声虫。
然而崔莺莺在科举这一事情上是让步的、妥协的。老夫人默许她与张生的婚事，但前提必须是张生得中状元。崔莺莺内心并不想让张生远赴京城赶考，但为了能得到母亲的许可，她也只能妥协。在送别张生时她千叮万嘱张生要惦记她。“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现实的冷酷使她深知未来的幸福还是渺茫的，她内心惶惑不安，既怕张生不中状元，又怕他为别的女子所吸引，抛弃自己。未来幸福与否，她实在无力把握。这些看来似乎有损崔莺莺形象的反抗性，但这正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特点所在。莺莺是封建社会的贵族千金，而那个社会对女人而言是无情而冷峻的，她的反抗是很有限度，她不可能做出更强烈的反抗行为，只能等待张生得中归来。但无论如何，她敢于对封建礼教做出反抗，她的为爱痴狂，为爱奋不顾身，比《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更为勇敢强烈。杜丽娘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是有前提的，只有在梦里，在她死后化为鬼魂时，她才敢做出反封建礼教的种种行为，与柳梦梅私自结合，而一旦重生，又须在明媒正娶的条件下才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她不能逾越礼教的鸿沟，只有当她出现在虚幻空间里才能反叛礼教，这与自始至终都在与礼教做斗争的崔莺莺比起来，未免有些逊色。
崔莺莺是一个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温柔端庄，城府极深，勇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追求爱情自由与婚姻幸福的女子。她是王实甫现实主义创作下反抗封建礼教的典型，她的意义在于并不完全脱离实际，而是闪现更多的现实主义光辉。她的美丽与智慧、哀愁与憧憬、多情与无常、反抗与让步，无不牵扯着读者的心弦，可以说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为《西厢记》的成就增添了最为亮丽的色彩。
崔莺莺的人物经历
元稹《莺莺传》里的崔莺莺生活于唐代贞元年间，其父已亡，母亲姓郑，张生之母也姓郑，细算起来莺莺之母是张生的远房姨，《莺莺传》里只说崔氏财产甚厚，多奴仆，没有对崔氏的家庭做具体的说明。张生与崔氏一家同寓于普救寺，恰逢蒲州兵乱，张生与蒲州的将领相识，请兵保护，崔氏遂免于祸乱，崔氏妇命莺莺出来拜谢张生，张生对莺莺一见钟情，爬树跳墙到西厢房去会莺莺，被莺莺严辞责斥，但几天以后莺莺又自己主动去见张生，后来张生暮来朝去，一月有余，等张生进京赶考时就抛弃了莺莺，张生还把莺莺比喻成妲己、褒姒那样的人，说自己的德行不能胜妖孽，所以“忍情”。最后崔张二人各自结婚，张生一次路过莺莺的居所，想见一见莺莺，莺莺最终没有见他。王实甫《西厢记》里的崔莺莺《西厢记》从问世一直到今天，在舞台上一直盛演不衰，深得各时代观众的好评。明代有陆采、李日华的南曲改编本。当代不少剧种如越剧、京剧、昆剧等都有《西厢记》的改编演出。崔莺莺，《西厢记》主人公。崔相国之女，河北博陵（今河北安平人），母亲郑氏。才貌出众，品德双佳。精丝绣女工，擅琴棋书画。
《西厢记》与《牡丹亭》相比，异同点有哪些？
（一） 相同点
(1)二者生长环境相似。崔莺莺是相国之女，杜丽娘是太守的独生女儿，家庭
教育
和贵族身份都使她们闭锁在闺中，其母是她们的约束者，她们所受的束缚正是整个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
(2)二者性格有相似之处。作为大家小姐，她们都是幽静、深沉、知书达礼、容貌美丽的少女，都有青春的苦闷，都有对爱情的向往，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都有反抗的精神。
(3)经历的结果相同。崔莺莺终于等得张生取得了功名，二人团聚；杜丽娘也化为鬼魂陪伴柳梦梅金榜题名，还魂成亲。
(二)不同点
作为产生于不同时代的作品，主人公的言行必然会反映出作者不同的思想感情，创造倾向。
(1)杜丽娘所受束缚比崔莺莺更为严厉。从产生《西厢记》的元初到晚明，时间虽过了三百年，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和压迫更加厉害，妇女们的斗争更加艰苦。
(2)杜丽娘的抗争较崔莺莺更为艰苦、更为坚决。
崔莺莺的胜利离不开红娘的大力帮助，可以说，没有热心助人的红娘，就没有这对青年男女的幸福爱情。
杜丽娘的爱情是靠她个人“梦而死”、“死而生”的斗争获得的，她身边的丫环春香在剧中多半是推动情节发展，但作用绝比不上《西厢记》里的红娘。
(3)杜丽娘的性格较崔莺莺大胆、执著。
在崔莺莺与张生的故事中，崔莺莺的谨慎、矜持、软弱是很明显的，没有红娘的牵线，她可能不会有胆量与张生私定终身。
而杜丽娘在无法实现美好愿望的时候，即使相思而亡，也要执著追求心上人。
《西厢记》与《牡丹亭》有什么区别？
《西厢记》体裁突破了元杂剧每剧四折的体例，大大扩展了篇幅，结构严谨，场次洗练；文辞优美，诗意浓厚。 《牡丹亭》构思奇特，人物心理刻画细腻，曲辞优美，文采缤纷。但全剧以皇帝出现调节、全家大团圆受封作结，既削弱了其反封建的主题，又未摆脱当时传奇旧套。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牡丹亭》，情真意切，思想深刻，情节生动，文词工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作品一上演就感动了成千上万的观众，轰动了整个文坛。。《牡丹亭》问世后，盛行一时，使许多人为之倾倒，甚至有读者为之断肠而死。本“江湖新秀”有闻据比汤显祖稍晚的沈德符记载，《牡丹亭》一出，“家传户颂，几令《西厢》减价”，这充分体现了《牡丹亭》的艺术魅力。《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深远，从《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角色时，除了考虑到当时的妇女社会处境，还想到自己一生所处的时代困境。现实中有太多的压制与桎梏，有太多悲惨与不平，只有通过意识的拓展，通过想像世界里的追求，才能在梦中实现理想的幸福。这是不是缘木求鱼，这是不是自相矛盾?这到底是不是完全的虚幻与自欺?还是在真幻之间追索一条未来的道路?汤显祖在《牡丹亭还魂记题词》中，这样说过：“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艺术的理想，使他看到了青春亮丽的未来，为了筑一条路，他写了《牡丹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