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学者 韦尔斯的《世界史纲》讲到“中国的汉朝与唐朝”时有这么几句话：“也许因为穷奢极欲损伤了元气，汉朝衰落了，在公元2世纪末，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国的制度崩溃了，这是一场使罗马帝国陷入一百年混乱的瘟疫，汉朝像一棵狂风中的朽木一样倾倒了。
此语似乎说明，东汉的灭亡更是天灾。读《三国》时过于注重人物与情节，忽视了小说是否有对瘟疫的描写，于是查查资料，从一些侧面了解那场灾难。
有一篇讲“中国医院发展史”的文章有如下说法：
中国类似医院的组织最迟在汉朝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已经有了。那年黄河一带发生旱灾，瘟疫流行，皇帝刘衍(音看)选了适中的地方，较大的屋子，设置许多医生和药物，免费给老百姓治病。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立的临时时疫医院。
又到了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被提升做中朗将的官，率领大队人马，在甘肃陇坻一带作战。适逢着军队里疫病流行，死亡率高达30—40%。皇甫规便租赁大批民房，设置医药，把病员都集中起来一起治疗。他还每天去看士兵们的病，得到全军的热爱。当时军队中的这种医疗组织叫做“庵庐”，也就好比现在的野战医院。
此文似乎说明，公元1世纪，瘟疫已经流行。
另一篇文章记录的更为详细：
(中国瘟疫暴发)一是东西汉之间至东汉时期(公元1—3世纪);另一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纪)。这两段时期都是处在地理环境的突变时期。气候变迁异常激烈，导至生物圈和人类智慧圈的失调及震荡。此间一些奇怪的病症、瘟疫就会预想不到地突然出现。东汉末年从公元204年至219年(建安九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中原地区流行瘟疫凶猛。东汉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特多。魏文帝曹丕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又说：“疫疠多起，士人雕落”。那时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
张仲景与曹丕的话证实了瘟疫的存在。但是，这场瘟疫暴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有资料如是说：
东汉末年，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瘟疫时代。关于瘟疫的起源，据说是源自两汉征讨外族的战争。《汉书》中记载了一名匈奴俘虏的话：“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 今人认为，这一记录反映了匈奴用病死的动物，向汉军传播传染病的情况。
匈奴战士
在当时西方世界的历史记录中，也对源自于匈奴的疾病有相当篇幅的描述。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在他的大作《Disease&History》(中译本为《疾病改变历史》)中称：“公元一世纪末时，一个残忍好战的民族出现了。他们来自蒙古地区，横扫大草原直至欧洲东南。他们从中国以北地区出发，可能是被疾病或饥荒驱使，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骑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匈奴人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
此文不仅说明瘟疫的事实，也猜测了瘟疫的来源。
匈奴骑兵
世界范围内的百年瘟疫虽说造成无数尸骨，但经时间的风雨轻轻一刷，便成了现代人的遥远记忆，甚至成不了饭后茶余的谈料。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后汉 三国时代的许多故事，但未必知道这数十年间，出现过连绵不断的大瘟疫。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可惜 不论《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没有注意到这件历史性大事，幸而《后汉书?五行志》还留下几行极简略的记载，使人知道除了战争外 还有一个瘟神同时肆虐。
该书记载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的十次大瘟疫，既 119年会稽大疫 125年京都大疫 151年京都大疫 九江 庐江大疫 161年大疫 171年大疫 173年大疫 179年大疫 182年大疫 185年大疫 217年大疫。之十次瘟疫，最集中的是灵帝在位15年间，共达5次，也正是黄巾贼大起义前夕，民不聊生的时候 真所谓祸不单行，大疫又兼大兵，中原地区陷入极恐怖的状态。
有个户口增减的数字很可以说明问题，恒帝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全国户数是1607万多户，人口是5006万多口。到三国末年魏蜀吴合计 只有户数149万多户 人口剩下560万零200多口(金兆丰《中国通史?食货篇》)仅存十分之一，这是何等惊心骇目的数字。当然 这里没算上战争和流动人口，但其数字也让人害怕。
瘟疫流行 老百姓固然大量死亡，就连有特殊地位的官僚也不能避免。曹丕还未称帝时 写了一封信给吴质，其中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罹起灾，徐 陈 应 刘，一时俱逝 痛可言耶” 徐 陈 应 刘就是徐干、陈琳、应疗、刘桢，不但这四个人，那时连有名的王粲、阮痨都在一场大瘟疫中死去的，可知是一场弥漫上下阶层的大恐怖。
赤壁之战，大家都知道是一场东风、一把大火，把曹操83万大军烧的七零八落 大败而回。但是《三国志》说但是曹操军中大疫 吏士多死者 乃引军还。事后曹操在答孙权的信中，又说“赤壁之战，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之固然是自我解嘲。
但若不是真的瘟疫流行，他也无从作为借口的。而曹操败军以后，回到谯县又说“自顷以来 军数征行 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建安二十三年又下令曰“去冬天降疫病，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 吾甚忧之”可见至献帝末年 瘟神还未收手敛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