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普洱茶知名度有多高，产量有多少，多么神秘，古树也好、单株也罢，不管是只喝古树纯料，还是只喝20年以上红汤生茶，凭借一张嘴就能喝出整个普洱茶江湖，神话也好，吹牛也行，普洱茶已经神秘了近20年，有的人看明白了，喝明白了，选择不发声，有的人还在捧着这个“神话”，有的人则把普洱茶妖魔化，过分解读了。
普洱茶不过一种普通茶饮，喝茶，抬手、放下，如此简单，但是赋予它文化和精神，就成就了品牌。
普洱茶江湖上一直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千百年前云南先人们一定是经过多年的摸索与探讨，把茶树的嫩芽、老叶都充分利用加工，对茶叶进行拼配潮水、发酵、紧压之后，既能长久保存又可以长途贸易，在没有汽车也没有公路的年代，马帮日夜兼程，运载着茶叶，有刮风下雨也有阳光暴晒，云南的普洱茶，就开始在马背上自行发酵长达数月或半年的运输之后，抵达目的地，一路的颠簸与发酵，普洱茶的茶汤从最初的黄绿色变为栗红色，滋味也由苦涩刺激变得甘醇厚滑，其独特的口感和功效，广受藏族同胞、南洋华侨和古代皇室追捧。
这是一个天才才能讲出来的故事，它没有捏造事实，也没有虚构历史，但它知道如何选取普洱茶历史中最迷人的部分来进行讲述。这个叙事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满足了大多数人对普洱茶、对云南边地的想象。普洱茶，几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百年前号级茶初见发迹，中间30年左右的断代，70、80年代快速发展，到2003年以后正式驶入超车道。然而，转瞬之间，竟黄袍加身，成了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甚至在2003年底至2006年3月份，价格就翻了十倍八倍。一时间，“一两普洱一两金”，“炒茶”之势俨然形成。在众多“炒家”眼里，普洱已经不再是茶，它具有了金融属性，茶市成了股市的难兄难弟。
中国台港地区茶商是普洱茶神话的第一推手。
1994年8月22日，台湾茶联会前会长吕礼臻带着
几个工作人员来到云南，找一个叫“易武”的地方，在吕礼臻亲自指导和监制下，用易武野放大树茶为原料的“真淳雅号”开始生产。不管是吕礼臻“96真淳雅号”、邓时海“云海圆茶”还是大名鼎鼎的“99绿大树”，对易武普洱茶的崛起和名声大震，都跟台湾茶人有着千万缕的关系，而且从90年代中期到00年初，台湾茶人也有着绝对的普洱茶话语权。当时台湾《工商时报》曾报导，全国20-50年的老茶有七成被收人台湾地区藏家之手。
知名台湾地区茶人石昆牧写道:“1999-2000年是台湾地区普洱茶的最盛期，但台湾地区普洱茶之盛是嫁接在所谓减肥与保健功效，脱离本身的品饮价值市场畸形发展，到2001年导致台湾地区市场崩盘。因过度炒作而形成的普洱茶泡沫始作俑者，正是那些大多来自台港地区的茶商。
曾有记者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台湾茶商透露，某次成功拍卖的天价普洱茶，茶品提供者和购买者都是他本人，只是在交易中的每个环节都是委托朋友代劳而已。
接下来，也就是2002年，普洱热就开始向大陆转移，普洱茶的特殊功能和收藏价值被大力宣传，普洱茶的价格开始一路高涨。
云南地方政府借力助推普洱茶热，成为最强推手。
2002年后，普洱茶崩盘的台湾茶人来到在思茅等普洱茶产区，开始开辟新的更大的市场。凭借《普洱茶》讲普洱茶文化，逐渐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欢迎。亟待发展的思茅市（今普洱市）仿佛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宝藏，地方政府开始将台湾茶人视若珍宝。
在2007年4月7日，特别是后来沈书记主导力推，普洱市（原思茅市）举行思茅市更名普洱市庆典、第八届中国普洱茶节、第二届全球普洱茶嘉年华会、第二届云南省普洱茶交易会，以及三件故宫馆藏的“百年贡茶”和“哥德堡”号沉船茶样，被高调迎回西双版纳。
“政府搭台，经济唱戏”，有了地方政府助力，普洱茶虽然在当年戏剧性地从神坛跌入谷底，但是普洱茶从此成为云南农产品的一张不可磨灭的名片。
越陈越香、金融属性媒体炒作推动普洱茶进入“妖魔化”时代！
将普洱茶作为投资的现象，自2006年开始出现苗头，到2013年左右达到顶峰，作为普洱茶消费大省及普洱茶集散地的广东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同一年就推出过一款可抵押式茶票——平西唐汉典藏茶票，发行价为2万元/套，限量发行17500套，茶与茶票同步发行，一茶一票，采用证券化的交易形式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交易，随时通过银行兑现现金，还可按揭购买。
当时曾有一句流行语，“存钱不如存普洱茶”，一时间，“存茶”变成金融投资的一种手段，吸引大量人员与资金的参与。这期间媒体过度宣传普洱茶，正如《决策杂志》：普洱茶这个之前只是养在云南深山之中的小家碧玉，在宣传的作用下一下子走进了大众视成了闪烁宽虹灯下的明星。所谓普洱“金融茶”，是以极个别品牌为首的、以普洱茶为介质的类金融模式的炒作，只要有货单，就可以找茶客缴纳定金，但不做实际交易，等茶叶价格攀升后，由上一个茶客再卖给下一个茶客，如此循环往复、“击鼓传花”。
值得一提的2019年的轩辕号，发售价3万元/件，实际拿货价6万元/件，在发布后半年内就涨到了20万元，2021年到达顶峰190万元/件，小编认识的一个大益经销商，当年靠两件轩辕号就挣了一辆奔驰ML450和一套昆明的3居室商品房。一款2003年的“班章六星孔雀青饼”价格最高达到6500万元/件，一款2000年的“班章珍藏青饼”价格达到3900万元/件。
如此例子不胜枚举，这种模式赌的是信誉，在利益面前或者在一种大的落差下，有些人可能就会跑路，导致对不了单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这种交易很多是口头承诺、电话截屏或者手写的收据，这些从合同法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最终只有人财两空。
写到最后：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勐海茶厂改制之前的产品受到茶客的追捧，不断刷新茶叶价格新高。而勐海茶厂改制之后的产品，没有得到茶客的追捧，却得到资金的追捧。大益的茶品由于高流通性得到资本的追捧，而其他的品牌由于变现率的逐年降低甚至到了消亡的边缘，而大益的类金融化带来的恶果是，产品被整件进仓，而消耗极少。这对下一次消费人群的扩大产生极少的影响。
目前来看，普洱茶两极分化严重，处于极度高端和极度低端之两极。这刚好说明了普洱茶消费市场的整体扩大乏力。如此百般炒作之下，普洱茶早已不是简简单单的茶了，它已经不再是能让人静心净气的茶饮，而沦为了利益驱动之下的金融工具，别用用心之人赚快钱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