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社会的家庭研究而言，人口普查报告和教区登记册通常被视为唯一最好和最准确的信息来源。
然而，尽管在整个希腊和罗马帝国时期都进行了定期的人口普查，但普查数据并没有在古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保存下来，除了上下埃及因为气候原因所保存下来的部分报告。
巴格纳尔和弗里尔在对罗马埃及人口普查报告的分析中发现，报告中记录的大多数家庭属于核心家庭类型，即由已婚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罗马世界的墓葬铭文中也往往表现核心家庭成员对其他核心家庭成员的悼念，证明了无论是埃及还是近东，核心家庭结构都是主流。
在核心家庭之中，父系大家长是首领，他控制下的家庭由他的妻子、孩子以及奴隶组成。父系家长的权力是广泛的，他们对女儿的监护可以一直延续到女儿出嫁。
他们也有权拒绝抚养一个新生儿，在罗马法中，母亲没有权力对此做出反应。出于祭祀和为女孩准备嫁妆的考虑，男婴会比女婴更受欢迎，遗弃女婴因此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古老的《罗慕路斯法》表示，一个罗马家庭要抚养全部的男婴，而只需要抚养一个女婴。
根据迪奥·卡西乌斯的估计，在早期罗马帝国，自由人中的男女数量差额高达17%。
虽然迪奥·卡西乌斯的估计不一定准确，自由人的男女数量差额和遗弃男女婴比例之间可能还存在众多少年早夭的现象，量化事实与立法要求之间的差距存在困难，但这至少证明了某种官方态度——他们鼓励抚养男孩。
嫁妆可能是遗弃女婴的重要原因，在富有人家，为女儿置备嫁妆需要花费100万赛斯特斯，大致相当于150磅黄金。
在一个普通的人家，未婚女孩不可能像希腊古典时期的贵族女孩一样，施行严格的性别分离，在两性隔绝的空间中与母亲一起生活。
她们需要参与家庭劳动或出去干活。在街上和市场里很少能见到有钱人家的女子，但是，劳动妇女却四处可见。
她们或在市场售卖纺织品，或在安条克港口清点货物，或在富人家中做佣人、保姆或侍女，以挣钱补贴家用。
在这之中，劳作的未婚女孩的年龄一般都很小，罗马人的概念里并没有“儿童”、“童工”的分类。
外出劳动时，叙利亚妇女可能会被鼓励佩戴面纱。帕尔米拉的神庙中有观看游行的妇女戴面纱的场景；帕尔米拉的葬礼浮雕中，女性也戴着面纱，有的女性甚至被从头到脚的面纱所包裹。
在工作中，叙利亚妇女可能会将面纱挽到腰际。神庙和墓葬中的证据可能并不能完全证明叙利亚妇女在日常外出工作中需要佩戴面纱。
但面纱的存在代表着男女交流的限制，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叙利亚女性可能并不总佩戴面纱，但佩戴面纱或许是一种值得赞扬的行为。
在女孩十四五岁的时候，监护人会为她们选择合适的丈夫。
对于罗马世界的古代人来说，结婚并不需要寻求权威许可，也无需向任何社区登记，宗教仪式或社区庆典也不是必须的（尽管两者通常都会发生）。
最重要的是没有阻止婚姻的法律以及相关方的许可。相关方主要是新人双方的父亲，他们有绝对的权力决定子女的婚姻。
由于古典时期婚姻的性质，即通过身体的连接实现资源的共享与社会地位的增长，即以财产为主导的婚姻，嫁妆会在婚姻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婚姻中，嫁妆有助于提升丈夫在这段关系中的经济利益，拥有嫁妆有助于减轻丈夫对婚姻的支配。离婚后，嫁妆要求归还给妻子。所以，嫁妆丰厚的妻子一般在家庭中更有话语权。
普劳图斯的剧中就表示，有嫁妆的妻子会控制和命令她的丈夫，不利于将妻子稳定在她原本的位置上。在另一部剧中，普劳图斯借一位女性之口表达了对嫁妆的反对。
普劳图斯的表达是男性精英对妇女拥有财产的警惕，妇女的嫁妆结婚后由丈夫负责支配，离婚后带走的嫁妆也要交给父亲，妇女只是财产转移的中介，但人们仍然会对她感到不放心。
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嫁妆的存在确实提高了妻子在丈夫家庭中的地位，在实际操作中，妻子对嫁妆也有一定可支配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男性对两性关系颠倒的紧张，不符合传统男女地位设计的操作都应该受到限制。
在叙利亚，对于财产的重视甚至会使很多家庭倾向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或者与父亲收养的孩子缔结婚姻，以确保家庭财产在家族内的保留。
即使一个女孩处于婚姻关系之中，但被国家判决有罪的妇女有时还是会被交给父系家人进行私人惩罚。
公元前154年，当两位执政官的妻子被指控毒害他们的丈夫时，她们的家人便对这两位妇女进行了审判和定罪，并执行了死刑。
罗马统治时期的叙利亚父亲的角色更强调其权力和权威，而不是现代观念中的父亲的责任，这是父权制社会中父亲角色的共同特点。
第二次女权运动后兴起的进步男性运动倡导重建父性。
在男性气质方面，鼓励父亲表达传统被认为是女性气质的关怀、包容、慈爱的气质；
在家庭劳动中，鼓励父亲参与家务劳动和养育活动，改变传统父权核心家庭中由妻子单独承担劳动和养育的局面。
而在推崇武力征服、竞争性、攻击性的罗马世界，这样的父亲的形象并不多见，但也并非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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