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天下之忧而忧
范仲淹“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使范仲淹（989年－1052年）万古留名，“先忧后乐”的政治抱负，更使得他成为后世士大夫政治所追求标榜的楷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繁星璀璨如壁上警世恒言，多少带有了理想主义的情怀；也透露了范仲淹这个千古名臣的耿直、真性情的性格。
范仲淹是苏州人，早年的生活经历是典型的奋斗型代表人物。他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根据《宋史》传记记载，他在考取进士的学习中，刻苦攻读，昼夜不歇，冬天疲惫的时候就用冷水洗脸，饮食上顿不接下顿，常常以稀粥裹腹。功夫不负有心人。中进士后，范仲淹的仕途也是多有大起大落，但无论在地方抑或在庙堂朝廷，他都是最锐意进取的那个人，敢于直指时弊，为民请命，多有善政。所得官俸，都用来招待慕名前来的问学之士，而自家弟子寒酸到只有一套像样的衣服可穿，出门时需要轮换。即使后来做到副宰相，他的饮食也是多以素食为主，肉菜最多也就一样，节省下来的俸禄薪水全部捐给家乡族人，购买义庄，扶植族中后人。就是这样的仁人志士，只是因为秉公直言，却多次受到诬陷排挤，两度被排挤出朝。范仲淹戍边抗御西夏
如果说《岳阳楼记》让我们看到了范仲淹的胸襟抱负和政治理念，那么他存世的仅有的几首词，则让我们可以细致入微地把握他的真实经历和感触，更为生动地认识他这个人的豪放胸襟和家国情怀，以及他身处的仁宗朝的国情。 范仲淹是北宋豪放词派的先驱，词今只有五首传世。有一首《渔家傲》为豪放词的代表作，同时在慷慨雄放之声中，把国家、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反映其中。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大概作于1041年四月前后。1041年是庆历元年。四月，范仲淹被调到耀州（今陕西耀县）。当时的耀州已经算是边疆地带了。在此之前的一年，即1040年，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守边的目的在于抗击西夏。 根据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范仲淹写过多篇《渔家傲》，开始首句都是以“塞下秋来”起，在字里行间多是诉说边疆守卫的劳苦艰辛。边疆的荒凉秋景，就是那迁徙的大雁都无法多待一天，飞走的是那么毫无留恋之意。更何况背井离乡的官兵们。“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细细研读来，似乎伴随着军中号角的连绵起伏，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所在的边城处在层层山岭的怀抱之中，孤零零的一座城池在落日荒凉中大门紧闭。为什么悲凉气氛中平添了几分肃杀之气？“孤城闭”三个字，隐隐地透露出宋朝不利的军事形势，在于西夏的对抗中似乎没有多少招架之力。 中学历史课本中就灌输给我们一个印象，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这种积贫积弱的趋势，正是在范仲淹时期的仁宗皇帝即位之后逐渐显露的。宋朝自太祖皇帝赵匡胤建立之后，采取的重内轻外的政策，也就是加紧对国内的控制，把皇家禁军分驻全国各地，巩固加强既有的统治，而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关系处理，则放弃了警戒，武备日渐松弛，疏于边疆守卫。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宋太祖赵匡胤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建国号为宋，建元建隆，都开封。北宋建立后，平定内部反抗势力（昭义节度使李筠和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之后着手统一全国，先南后北、先从力量较弱的入手，平定两湖、出师伐蜀、讨伐南汉、灭亡李煜的南唐、收复吴越。至此，南方统一。北方的北汉政权随后两三年内也被灭亡。经宋太祖、太宗，终于结束了五代以来中原江南分裂割据的局面，但还远没有实现全国统一。北宋之外，有比宋版图还要大的辽朝，以及党项、吐蕃等几个较大的民族政权，北宋的统一与汉唐的统一不可同日而语。唐末五代以来，藩镇格局，武人跋扈、君弱臣强。节度使割据一方，势力庞大，并且取得了地方的财政权，拥有重兵。可以想见，得来不易的政权，能够把国内稳定下来，已经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了，当务之急都忙于应付，哪里还有精力去处理边防，只能是先急后缓，见招拆招了。 边患也在岁月流逝中日益做大做强。就说这个范仲淹眼下需要应付的西夏。西夏是由党项族发展建立起来。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南北朝时期，党项族活动于今天的青海省东南部的黄河河曲一带。隋末唐初，党项各部落内迁。唐玄宗时，党项受到吐蕃压迫，大部分迁往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唐末，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封为节度使，统领封地，赐姓李。五代时期中原混乱，李氏党项族乘机扩大，成为一方割据势力。北宋建立后，宋太宗有心灭掉这支党项族势力。但是，党项族利用宋辽矛盾，不断生存发展，到了李元昊继位，称帝建国，国号大夏。西夏疆域包括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以及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对宋发动了一些列的掠夺战争，多次大败宋军。庆历三年（1043）宋夏议和，维持对峙局面。 回到这首词上来。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廷对于这种威胁自然要讨伐，事起仓促之际临时起兵，宋朝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以致每战必败。范仲淹此时调防边境，真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到任后，一方面构筑防御工事，一方面加强军队建设和训练，积贫积弱造成的状况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变的，因此也就不敢轻易出兵再战，只能暂时稳定下来，徐图后计。“孤城闭”三字，真真切切地反映了宋朝军队弱势。 一方面是抗击边患无法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所谓“燕然未勒归无计”；一方面是离家万里难免起乡关之思，“浊酒一杯家万里”。边关的秋是异常荒凉的，大地上铺满了秋霜，深夜了飘入的羌笛之声，更是将自然肃杀的寒意与无助，深深地植入官兵的心里，也就无关乎“将军白发征夫泪”了。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范仲淹捱到了庆历三年（1043年）六月，与西夏议和成功之后，被调回朝廷，出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范仲淹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开启了北宋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这份《答手诏条陈十事》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有人认为这份著名的奏折其实就说了两件事：抓权和搂钱。只能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见识。如果对北宋这段时期前后的历史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就知道，范仲淹的奏疏抓权抓钱不假，做大事没权没钱搁谁担子上能成事。其背后直指的是官场政治这一腐败重灾区。而造成政治停滞、腐败严重的直接原因，都是拜上一任宰相吕夷简主政时期所赐。而宋朝的财政则已经陷于危机之中，军队而言，拖欠军饷甚至无饷可发导致的地方驻军暴动频发，重文抑武导致官僚机构庞大，国库负担已经捉襟见肘，社会上逃避赋税和徭役的官僚特权阶级，使得普通百姓税赋加重，阶级矛盾激化。庆历改革，开始着手整顿官僚的纲纪，正是抓住重点作为突破口。无奈仁宗皇帝是个无能之辈，无法给予变法的范仲淹等人以有力支持，守旧的保守势力强大，一再做抵抗，终于在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范仲淹在1045年被贬出京之际，作了一首颇带戏谑风格的词。如下：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该词读来可以知道，都是用口语化语言写就，文字上没有晦涩难懂之处。特别就在于笔调诙谐，类似于俏皮话，语言戏谑上。这种词是范仲淹和好友欧阳修借酒消愁之后的醉话、牢骚话。二人两三年间，朝夕共事，欧阳修俨然成为了范仲淹的重要帮手和莫逆之交，共同经历了新政的始末。通过词中“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数句，记录了词人因为政治改革徒劳无功而极度苦闷的心境，满腹牢骚只有借酒消愁。“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若云不健康，便失其中味”！如此看来，范老夫子的满纸牢骚背后，有着太多的辛酸和无奈。 把满腹牢骚的范仲淹，和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高大形象联系起来，似乎使得范仲淹，这位历史书上评定的所谓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显得更为清晰具象起来，有血有肉，还有极其强烈的个性。改革派的理想主义
日本学者小岛毅著《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就范仲淹及其改革派同仁身上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有过分析： 从改革旗手们的年龄来看，改革领头人范仲淹那样的重要人物姑且不说，其他的，比如学术方面的指导者石介是景德二年（1005年）生、青壮年官僚精英欧阳修是景德四年（1007年）生、蔡襄是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生。就是说，他们都是澶渊之盟以后出生的，都没有直接感受过契丹的威胁，他们属于“不知道战争的年轻人”。（编者加——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在经过四十余年的战争后缔结的盟约。）他们的理想主义政策，与他们的经历有极大的关系。他们缺乏实现自己宏伟计划的战略战术。 其结果，使庆历改革最终成为一个以改革计划而告终的未完的政治运动。为什么后世却经常把这个当事者以自发停止而告终的运动当作开辟了理想的政治文化而回顾宣扬呢？ 那时因为，这个运动，孕育了以后各种改革的所有萌芽。 范老夫子，就是这么一个“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理想主义改革派斗士，古往今来评说宋朝历史者，遂有感慨“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含义是什么？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含义是：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出自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意思是：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即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担忧分愁，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力。这句话表现出作者的远大政治抱负。同时，他也在勉励后人发愤读书。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范仲淹生活在北宋王朝正值内忧外患的年代，对内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对外契丹和西夏虎视眈眈。为了巩固政权，改善这一处境，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集团开始进行改革，后人称之为“庆历新政”。但改革触犯了封建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而皇帝改革的决心也不坚定，在保守官僚集团的压迫下，改革以失败告终。“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又因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范仲淹贬放河南邓州。这篇文章便是写于邓州，而非写于岳阳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