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语为与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属阿尔泰语系。与古蒙古语同源，关系密切，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辽建国前，契丹无文字。神册五年(920年)，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在汉人的协助下，以汉字隶书减少笔划，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即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
契丹大字笔画较汉字为简，但字数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并且用以记录多音节词汇较多、语法中有粘着词尾的契丹语时，效果也不理想。后来，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加以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发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有300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记录契丹语，“数少而该贯”，使用起来比大字更为方便。
辽国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两种契丹字和汉字也同样被官民使用并在境内外通行。
契丹字创制后，用于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同时也用契丹字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耶律倍译《阴符经》，耶律庶成译方脉书。耶律庶箴还曾用契丹大字记录建国初诸部乡里之名，附于大字篇末。寺公大师著有《醉义歌》。今天所能见到的契丹字多为墓志铭文、碑文和铜镜、玉盘、鱼符、印章、铜币及银币的边款铭文等。
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
辽国的皇帝和契丹上层人物多仰慕汉文化，很多人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汉人上层也多通晓契丹语，连出使辽国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语作诗，对沟通契丹人与汉人的思想感情，加强辽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辽兴宗时，宋使余靖用契丹语作诗，深受契丹人喜爱，兴宗十分高兴，亲自为之劝酒。
辽国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着帐郎君子弟。契丹的诗词既有气势磅礴之句，也有清新优美之词。
辽兴宗也善为诗文，1050年宋使赵概至辽，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信誓如山河诗》。在辽国诸帝中，辽道宗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表达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
在书目方面，辽设国史院，专修整历史，设官监修国士、史馆学士、修国史等，曾撰写起居注、日历、实录二十卷、国史，又把不少汉人书籍翻译为辽国文字，如《五代史》等。当中，辽代所写的实录成为元朝脱脱等所编写的辽史主要材料之一。
语言文字方面，汉语与契丹语都是通行的，不少文书都是以这两种语言。辽代还出现了为佛教信众学习佛经而编纂的汉字字书《龙龛手鉴》。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参照汉字创制的文字，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形式。但现时已缺少类似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