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浏览一下中国古代王朝兴亡、农民起义，会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作为地处四战之地的传统人口大省，河南出现的农民起义军非常非常少。
如亡秦之楚、乱汉之赤眉、绿林、黄巾；魏晋祸患起自塞北，隋末大乱首倡山东；唐朝中衰于齐人黄巢，灭亡于皖人朱温；宋朝江淮有宋江，浙西有方腊、洞庭有杨幺；元时红巾起自淮泗，明末流贼肇于陕西；清末大乱四起，川陕白莲教、广西太平军、山东义和团，豫皖苏鲁之捻军，陕甘秦陇之回乱，此起彼伏。
综而述之，跟河南有关的，主要也就绿林军和瓦岗军。这与河南数千年经济重心、人口重心、政治重地的地位极不匹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怪异的现象呢？
1.闹心的地理形势
河南自古号称“四战之地”，大概是说，从各个方向都可以进攻河南，几乎没有什么可作屏障的地形地貌。
河南西北部安阳、新乡、焦作一带有太行山余脉，仅能屏蔽西北一隅。豫西崤函一带山河交错，豫西南则是熊耳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等，但西部与西南部有一个极大的缺口——南阳盆地，这使得所谓的连绵山脉也失去了屏障意义。
河南省地形略图
河南省地形略图，除了西部为山区外，基本是处于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形
河流方面，黄河自三门峡入豫，径流虽然较大，但支流极其稀少。自西向东，支流有洛水、伊水（黄河的二级支流，汇入洛水）、沁水、金堤河，其中洛水较小的支流又有瀍河、校水、涧水等。
豫北则是海河流域的卫河、安阳河、漳河，以及其他细小支流。这些大河没有形成密集的水网，因而河流对陆地交通的阻碍功能也十分有限，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介绍“黄河四镇”时详细地分析。
淮河流域河流稍多，在豫东南一带稍可作为地理上的隔断，但是由其径流多东西向而少南北向，故而用兵于此又有机可乘，可以循淮河的流向，从陆路直插豫省腹地，当年刘裕北伐后秦，其中一路部队正是循此路线。这亦是地理特点上一大劣势。
唯一径流面积大、河流走向复杂的，当属豫西南的汉水流域，但因地处河南西南一隅，对阻挡外敌、遮蔽省内作用不大。
此外，河南省便是自贯穿南北的千里黄淮大平原，一马平川，一望无际，一无阻碍。地处九州之中，拥有如此之地形，从军事上来说无疑是个灾难。
郑州黄河滩区
对比其他省份，河南所谓的“要冲”、“咽喉”、“要塞”特别多，出现这一现象，正是因为无险可守，故而只能采取逐城逐地防守、彼此呼应的办法，勉强作为阻挡。河南比较著名的、较大的军事重镇，大约有洛阳、郑州、安阳、开封、商丘、南阳、周口、许昌、信阳等。
以洛阳为例，该城不仅是古都，更是北控山西、西阻陕西的枢纽重镇。因其水系较发达，处于河洛交汇口，四周又有崤山、伊阙山等可供扼守的地形，故而凡论河南之战守，洛阳必是首选。又因洛阳在五代以前长时间是首都或副都，班固云：“崤函有帝王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是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但凡发生战争，洛阳必罹兵祸。
秦末大乱时，刘邦兵过洛阳之南，东汉时洛阳遭董卓之乱被焚为丘墟，西晋洛阳被匈奴人攻陷，十六国时二赵争锋、秦燕争霸，洛阳成为东西对峙的前线，数度易手。其后东晋桓温、刘裕北伐亦屡破洛阳，南北朝时洛阳及其外围爆发十余次大战，洛阳故城被东魏高欢摧毁，只留下金墉城作为坚守的据点。周隋唐三代洛阳数度被重修，成为东都、神京，但无论是隋末义军、安史乱军、唐之藩镇，所在皆以洛阳为首要攻击目标。宋以后洛阳政治中心的地位逐渐丧失，特别是开封地位提升后，围绕洛阳发生的大战频度降低，但仍保留着一省都会的传统影响力。宋元之际有著名的“端平入洛”，明末李自成攻略河南之地，洛阳与开封并为河南两大重镇，李自成以拿下洛阳为重要战略目标。
《读史方舆纪要》引李文叔云：“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噤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基本上准确地概括了洛阳的危险形势。
洛阳地形图
安阳是豫北中心，商丘扼豫皖苏鲁四省交会之地，周口是为东入江淮腹地的要冲，信阳南压大别山，是鄂豫皖交通要道，南阳则是汉水流域北部重镇，由河汉而入荆江，作为南北转接的杻纽，宛叶邓唐无一不是兵家必争之地。郑州、许昌、开封虽在腹地，但处在东西南北交通的中心地位，从任意一方攻来的军队，都必须经过此地，故而所谓的虎牢关之战（今属郑州）、颍川之战（今属许昌）、水淹大梁之战不绝于史。
以上只是稍举史实大略，战争波及的城市，现河南18个地市已涉其9。
次一级战略要点，如濮阳为冀鲁豫之要冲，新乡为豫北豫中交通要冲，焦作、济源为晋豫孔道，三门峡为分陕重地，驻马店为豫南传统重镇（即古豫州汝南所在地），地理位置稍弱者，只鹤壁、漯河、平顶山等二三城，但其中之浚县（古黎阳）、郾城、鲁山、宝丰等县级单位，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枢机之地，单是黎阳一城，就爆发过白马津之战、枋头之战、杨玄感之乱等大战。
所谓的“黄河四镇”更是其中的经典案例。“黄河四镇”即洛阳、虎牢关（今荥阳）、滑台（今滑县）、碻磝津（今山东茌平），前三座都在河南黄河沿线。这四座镇城之所以能组合起来成为所谓的“四镇”，主要是针对其扼守黄河防线。南北朝时刘宋与北魏在此四镇爆发过规模空前的争夺战，主旨即争夺河南的控制权。黄河下游流域面积不大，水系单薄，故而刘宋势力扩张至黄河沿线时，无法沿用守淮与守江时的成例，采取多城联防、水陆并举的办法进行防御，而只能依靠这四个孤立的点进行河防。南军孤注一掷，北军也志在必得，故而一旦爆发大战，对当地的人口、生产带来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
即如滑台争夺战，宋魏交争时曾经爆发过两次激烈的战斗。第一次发生在宋元嘉七年（430年），宋军攻占滑台后留后据守，北魏旋举重兵围攻，由于滑台城四面全是平原，无任何地形可利用，宋军只得集中全力守城。围城大战持续二百余天，宋军既不敢弃城而走，也无法出城反击，城外兵粮亦全告断绝，兵士阵亡大部，城中居民死伤饿毙者也不计其数。第二次发生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将王玄谟率军北伐，反主为客围攻滑台城，双方又是硬拼死打，丝毫没有折冲转圜的余地，后以魏军主力来援、宋军败退而终。
滑县城墙遗址
2.饱受战争折磨的河南人
长期频繁的战争冲击，对河南当地居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并从历史的维度构建了河南人的政治心理。
一是不敢首事的恐惧心理。所有举大事起义者，预先定下根据地是其要务。河南这种四战之地，除了西部山区可资依凭，其余地区全是无险可守、南北东西任敌来去的平川大道。而豫西洛阳一带又是传统的政治中心，经济较为富裕，百姓教化程度高，不具备爆发农民起义的条件。唯一可以利用的山区，大概只有西南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等，历史上唯一一次首义于河南、终结于河南、由河南人领导、主力全系河南人的农民起义——白朗起义（爆发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代），正是起自平顶山西部山区。
白朗死后，头颅被放进木笼，挂在城墙上示众，白朗的头是右起第二个
当然有论者会引述瓦岗军之事，诚然瓦岗军首义者是韦城人（今滑县）翟让，但当隋末时天下瓦解，起义首倡于山东，瓦岗起义乃是踵其后尘。论其规模，山东人势力北窜幽燕、南至江淮，可谓全国大乱之渊薮；论兵力强盛，起自山西的李唐，两度波蔓河北的窦刘，称雄代北数十年的梁师都，摧破瓦岗的江淮军王世充，比诸瓦岗军都不遑多让。刘秀起兵建立东汉，他虽然是河南南阳人，但麾下主要将佐僚吏并非全系南阳帝乡的旧人，出自陕西、河北的亦有不少人，至于军队更以渔阳突骑等河北人为主干，要算作河南人起义实在有些牵强。
二是不知依违的迷茫心理。这种心理与来自各方势力的争夺与打击有关。自东汉至魏晋隋唐五代北宋，河南始终是首都所在之地，中央控制力极强；元明清三朝河南又与直隶（今河北）紧邻，属于京师控制较严密的地区之一，河南有事，京师的骑兵最快一日内便可进驻黄河一线，所以稍有风吹草动，便会立即遭受雷霆万钧的打击。民初白朗起义军，战略指导思想极其灵活，将河南本地驻军打的晕头转向，一度逼得北洋头号大将段祺瑞亲自坐镇河南指挥会剿，列强纷纷派出军事观察员进驻河南出谋画策，仍然困不住白朗，竟使其跳出包围，纵横豫鄂皖陕甘诸省；白朗本人也具备进步的革命意识，放弃称王称帝的落后思想，与南方革命党彼此呼应，几乎要融入“二次革命”的大潮之中。但因为活动区域距离北京太近，北洋军迅速调集数十万大军，合五省之力，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将之扑灭，震慑反侧的效果相当明显。
除了中央控制之外，各方势力争夺河南，也令该省人民痛苦不堪。战国七雄争霸时，陕西、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省，多是比较完整的政治区域，唯独河南处于列国分割的状态，韩、魏、楚、卫等国都占了一部分。秦末楚汉争霸，最后几年战争的主场地在河南。西汉末赤眉绿林大乱，河南还是主场地。东汉末群雄混战，曹操是在河南杀出来一条血路。魏晋南北朝，或是南北对峙，或是东西对峙，河南就像夹在中间的受气包，几乎是无日不战、无地不战。隋末战争烈度最大的地方当属洛阳黎阳一线，唐安史之乱洛阳更一度成为叛军的统治中心，藩镇割据时河南方镇林立，五代梁晋争霸你来我往于河南，直接催生出“朝梁暮晋”这个成语。宋金对峙时，黄河以南沦为南北缓冲地带。明末杨嗣昌以四正六隅之计围剿李自成张献忠，李自成纵横突围的主战场在河南。清军入关进取中原，与大顺军、南明军在河南大战数场。到了清末民国，河南始终不敢领风气之先，大概确因两千年历史之原因，被战争塑造出不愿出头冒尖的地域性格。
3.人口大省的人口流动之痛
人口流动本是较常见的事，各个地理区域之间因天灾战祸或是农业、商业、交通等因素，经常出现小规模的人口流动，但多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域范围。河南的人口流移和迁入，实为全国各省最独特的。
独特性之一是规模特别大，其二是人口流动伴随着文化重构。
历史上河南人口流失的主因是战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迁出是永嘉南渡。西晋亡于匈奴人之手，五胡相继入主中原，由于战争破坏和民族仇杀，河南地区的人口大批量逃亡江左、四川和陇西。
据葛剑雄先生统计，单是南迁入江左的人口就达90万人，占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中原留下的人口真空，迅速被诸胡人口替代，起初匈奴诸部的主要势力在山西、河北和关中，到了氐族、羌族、鲜卑统治北方时，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式将本族人口迁入中原。氐族将本族人口集中屯驻于各地大邑，用来监视和控制地方。羌族则是举族迁入内地，与汉民杂居，姚羌势力进驻河南，屡屡与东晋在伊洛大战。鲜卑拓跋部随着元魏勃兴与汉化，逐渐自代北迁至河北，又定鼎于洛阳，北魏孝文帝改鲜卑人郡望于中原洛阳、大梁等地，鲜卑胡遂与河南汉人杂居、融合。
五胡之乱
五胡之乱对河南人口特别是汉文化，带来了历史性的打击。汉魏时北方豪强大体上一直在关中河南，颍川（今许昌）、陈郡（周口）、太康、弘农等地世家巨族不断，袁、陈、杨、谢、荀等族姓是北代的典型代表。但五胡之乱后，河南世族从此中衰，关中、河东、河北的裴、韦、薛、卢、郑、崔、李等族姓开始崛起。
唐代河南人口又迭遭大难。安史之乱期间，河南沦为主战场，大批汉人四出流徙，主要方向仍是江南。其后藩镇割据、黄巢之乱、五代十国，河南人持续外出避难。据张国雄先生统计，唐代南迁人口大概有400万之多。乃至于有“中原八姓入闽”（陈、林、黄、郑、何、詹、邱、胡）之说，至今闽台两省追溯始祖，多有称其始祖是河南固始人。河南人口自有统计以来，汉、魏、晋、隋等各个时期，对比其他省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现省级行政区划分），始终是户口数最多的。但唐代河南人口降至第二，此后再也没有回升至第一（宋时第六，元时第十二，明清都是第七）。
北宋靖康之难、女真入侵北方，河南首当其冲，战乱之下河南人像永嘉之乱一样再度南迁，规模也刷新了历史纪录。仍据张国雄先生统计，靖康之难到宋金对峙局面基本稳定期间，南迁人口达到600万人。而随着南方生产技术的提高、耕地面积增加等因素综合发挥作用，南北人口结构也发生了颠倒，南方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北方并一直保持了这个优势。而作为历代南迁的主体，河南人口无疑受到影响最大。
元末中原丧乱，河南人口再次遭到毁灭性打击。史载明太祖在位时,“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洧川县在洪武初年“百姓流移,存者十二、三”，延津县明初“籍民占田,而土著止数十家”，获嘉县洪武三年“户口土著不满百”。由于人口大量逃亡,许多州县已不具备建置的条件,河南布政司就省废了沈丘、长社、陕县、襄邑、上蔡、穰县等60个县，州降为县的12个。从县份分布来看，人口萎缩遍及河南大部。
4.“山西填河南”
明朝为了迅速恢复河南人口，采取了移民、鼓励生育、招抚流亡等诸多措施。其中移民一项最令人瞩目，明初移入河南的人口主要来自山西，移入范围广泛分布于卫辉、怀庆（今沁阳）、开封府、南阳府、彰德府（今安阳）、河南府（今洛阳）的诸多州县，至今河南许多地方民间还留存着所谓“老家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传说。
山西洪洞大槐树
历史上循环往复的原住人口流失、外来人口填入，给河南地域文化带来的伤害是相当深远的。秦汉魏晋隋唐时河南一直是文化繁荣之地，但经过永嘉、靖康两次深刻的伤害，优秀文化的精髓，随着士族和知识分子群体大量南下而丧失殆尽。
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局上看，这固然加速了不同区域文化的融合和整体进步，但对河南一域来说，无疑伤根动本的大断裂。永嘉之乱后迄至北魏南迁洛阳，魏晋时高度发达的玄学文化在中原突然死亡，儒学一度退回章句训诂的老调门，一百余年停滞不前。是后南方凡有士人出使北朝，都会引发北方文人的追捧。
北魏灭亡后，孝文帝苦心孤诣恢复起来的汉文化又经东西魏战争摧毁，中原再度陷入文化荒漠之中。以至于北周统一北方后，一个从南方俘回的庾信，如断脊之犬一般的渣文人，居然也大受北人欢迎。一个历史断面便有如此恐怖的景象，何况河南人口遭受过数次大摧毁。明清以来，特别是有清一朝，河南文化更是远远逊色于江南诸省。清康熙朝60年河南进士共311人，仅列第五（前四分别为江苏666人、浙江566人、河北505人、山东423人），雍正朝13年中河南进士总数进一步被南方甩开，退居第七，江西和福建超越了河南。乾隆朝60年后，河南又被山西超越，降至第八。到了嘉庆朝结束时又被安徽越过，退至第九。简直令人不忍直视。相比邻省山东，虽然也迭遭战乱，但人口没有出现过剧烈变化，文化传承没有打断过进程，有清一代进士数量稳居四、五。科举进士数量虽不能说明一省文化程度如何，但终究体现着教育、人才水平的高低。
而一旦文化根脉断绝，地域文化重塑与再造，那便难上加难了。
而在近代军阀混战时期，1930年（民国十九年）5月至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发生的一场新军阀混战，又称蒋冯阎战争、蒋冯阎李战争、因为这次战争主要在中原地区进行，又称为“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战争由中国国民党内北伐战争。由中国国民党内北伐战争后各派系因军力编遣肇生不满，失势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汪精卫联合反共右倾西山会议派和国民党军阀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发起，意图夺权挑战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此次战争历时7个月，结果是动员兵力110万人以上，支出军费5亿元，死伤30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双方死伤达30万之巨”，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冀鲁豫等省的青壮年男子。
战祸所及，破坏严重。作为战场的中原人民，河南洛阳等27县严重受灾，农业损失量为常年产值的160.2%；雎县等十几个县农民平均每户损失牲畜0.22头，大车0.07辆 ，河南省“因战事死亡达12余万口，受伤1.95余万口，逃亡在外者118.5余万口，被军队拉夫者达129.77余万口，其中因以致死者3万余口，而兵士之死亡者尚不在内。财产损失包括破及焚房屋在内，总计为65146.9万余元。全部损失估计10年之后方可恢复”。以郑州为例，开战以来，“每日必来飞机，来必掷炸弹。……而每掷一次炸弹，必死伍若干人民，毁坏若干建筑”；“夫此种情况，不止郑州，凡战地都会，陇海、平汉两路附近之各县城与各村落，处处如是，白日皆然”
艰难如此的河南人，危难时自保尚且不暇，要他们以顽强的地域精神，如古代秦齐之顽强武勇，或如近代湘鄂之自新自励，奋起反抗暴政、倡引革命，真是难荷之任。
来源：凤凰网历史及个人搜集整理
